舒亶在烏臺詩案的表現歷來成爲他人生的污點。舒亶的行爲固然有「過頭」之處，特別是將蘇軾的一些詩句與文章「上綱上線」，確實有悖「君子之道」，爲後世所鄙視。但是，他與蘇軾主要是由於政見與觀念不同而導致的矛盾。蘇軾看到了新法實行中的弊端，看到了變法帶來的混亂，因此以詩歌形式表達他的意見。而舒亶積極贊成並參與變法，且性格執拗，在他看來，蘇軾雖名高天下，但反對變法、詆譭皇帝就是大罪，就是犯法。

　　此外，彈劾張商英一事，也反映出舒亶類似的文人品性。張商英是新黨的重要人物，爲四川新津人，與舒亶同爲新黨中的王（安石）黨30人之列，是有恩於舒亶的同黨中人。據《宋史》記載，這位權重位高的新黨領袖人物，給了舒亶一封信，並將女婿的文章讓舒亶指點，結果舒亶不僅不予指點，而且「恩將仇報」，將張商英的信和女婿文章送到皇帝那裏，並彈劾張商英以宰輔之重幹擾諫官的工作。結果張商英被免職貶爲江陵稅官。世人由此認定舒亶是恩將仇報的奸人。

　　據歷史資料研究與分析，這件事很可能是《宋史》作了假。《宋史》爲元脫脫主編，在二十四史中差錯最多，特別是有關舒亶的主要材料取自《邵氏見聞錄》，而此書是邵伯溫所作，邵伯溫是一個充滿偏見並偏執的舊黨人物，因而此書對新黨人物的記載就極不真實。好在同一時代的文獻《東軒筆記》記載了這件事，其過程相似，但原因卻完全不同。

　　原來張商英要女婿在科舉考試中順利中舉，就想借用舒亶之力，所以寫信暗示，另送文章給他以作聯絡。讓張商英想不到的是，舒亶因品性使然，不想因私情而讓「有關部門」幫助，從而失去其監察的獨立性和公正性。所以他在奏書中寫上自己的反感。最後張商英的這種行爲受到懲處。

　　敢作敢爲的舒亶被連續委以重任，朝中大臣多怕他彈劾，一些朝官對以舒亶爲首的御史臺也多有不滿。《宋史》載：「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多私」未必，但這個時期的舒亶意氣飛揚倒很可能是事實，因爲他正處在仕途的黃金時期。但由於得罪的人太多，他的仕途不久便黯然中止。

　　元豐六年，任翰林的舒亶因論奏朝廷錢糧等事與尚書省產生矛盾。也許是神宗爲了平衡新舊兩黨的力量，發話說：「身爲執法而罪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舒亶就這樣被罷免了。儘管以「微罪」罷免，但朝廷一片歡呼，因爲對朝官而言，少一個比較會「尋麻煩」的人畢竟不是壞事。當時對此事的記載是「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

　　舒亶黯然回鄉，遷居鄞縣。那一年他僅42歲，正是人生的黃金時期。於是他遷居於鄞縣的月湖畔，名其居曰「懶堂」，一個「懶」字，很可能蘊含着他心中的憤懣與不平？自此後終神宗一朝，沒有再被起用。直至紹聖元年，53歲的舒亶才被起用爲官，後爲朝廷帶兵平定了一些地方的反叛，鞏固地方統治。崇寧二年，舒亶生病死於軍中，終年6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