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炯明

陳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2日),字競存,廣東海豐人(廣東省惠州府海豐縣白町村,今屬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聯安鎮白町村),粵系軍事將領,中華民國時期粵系軍閥代表人物之一,主張「聯省自治」,實則要割據稱覇,與孫中山「大一統」的政治綱領不合,被國共討伐後避居香港,協助海外最大的華僑社團組織「洪門致公堂」轉型爲「中國致公黨」,並首任該黨總理。1933年9月22日病逝於香港,1935年4月3日,葬廣東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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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廣州新思潮

  孫中山與陳炯明(前排左四)等在上海合影 陳炯明1898年考取秀才之後,對八股取士的考試製度興趣索然,沒有再循着舉人、進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在家鄉過了幾年心滿意足的婚姻生活後,1906年離開家鄉惠州府來到廣州府,入讀政法學堂。這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氣候已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當時的廣州在兩任總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項新政面貌一新,新式學校開辦得如火如荼,各種新思潮也在湧現。1908年,陳炯明以優等成績從政法學堂畢業。在廣州的兩年時間裏,陳炯明大開了眼界,接觸到各種新思潮,而且結識了已加入同盟會的朱執信,爲其後來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礎。

  1909年,陳炯明回到家鄉創辦《海豐自治報》,自任主筆,鼓吹自治纔是救中國的唯一良方。這一年,他當選爲廣東諮議局議員,正式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諮議局提出「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議草」,建議設立城鎮鄉地方自治研究所,專門研究城鎮鄉自治辦法,選通曉法政人員入所研究,推動自治進行。

  爲加快成立國會的進程,江蘇諮議局發起在上海召開16省「請願國會代表團茶話會」。當時赴京請願是一種非常時髦的活動,向政府表達民間的聲音。陳炯明作爲廣東諮議局代表,赴上海蔘加了大會。議員們提出請願書,希望能儘快頒佈議院法和選舉法,但清政府以「我國幅員遼闊,籌備既未完全,國民知識程度又未劃一,如一時遽開議院,恐反致紛擾不安,適足爲憲政前途之累」爲由予以拒絕。對所謂國會本來就只持觀望態度的陳炯明來說,這次大會讓他更爲失望。他認爲,中國政治的積弊太多太深,不是一班坐談之客在國會裏高談闊論就可以解決的。陳炯明泄氣地表示:「開國會爲無聊之舉,不過國家處此無可如何之時,除此別無他法,隨波逐流爲之耳。」

  但上海之行對陳炯明意義非同小可,而且對他此後的人生道路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在上海期間與革命黨人交往密切,並加入了同盟會。

  革命同盟會

  秀才出身的陳炯明加入同盟會,似乎是件難以理解的事。他的政治抱負與主張流血革命的同盟會是兩條路。事實上,他加入同盟會後,確有革命同志批評過他「對清廷抱有幻想,仕途奔競」。不過,陳炯明是把革命當作一種手段,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建設」。他與以孫中山爲代表大部分同盟會員「革命至上」的心態大相迥異,不知是否是導致最終二人決裂的一個隱藏的伏筆。1909年5月,胡漢民在香港籌組同盟會南方支部,陳炯明擔任實行委員。他隨後還在香港成立「樂羣書報社」,作爲同盟會的祕密機關,他還把母親從海豐接到了香港。陳炯明與黃興等人先後策劃過多次起義與暗殺行動,黃花崗起義遭到慘痛失敗,他又於1911年成立暗殺團,策劃刺殺水師提督李準、廣東將軍鳳山行動。

  武昌起義爆發以後,廣東同盟會首先在化州揭竿而起,組織民軍攻城略地,並迅速蔓延至廣東各地。同盟會一批黨人聚集到香港,推舉陳炯明爲總司令,召集一萬多軍民,圍攻惠州。在圍攻的過程中,陳炯明受孫子兵法的影響,深信「不戰而屈人之兵」爲上上策,通過遊說、策反的辦法佔領了惠州。這時候,他擁有廣東紀律最嚴明、戰鬥力最強的一支民軍,這也是當時廣東唯一一支真正從屬於同盟會的軍隊。

  廣東省長

  辛亥革命廣東光復後,陳炯明任廣東副都督、代理都督,1913年6月被北京政府任命爲廣東都督。二次革命時,他在廣東宣佈獨立,失敗後轉赴南洋。1916年參加討袁,成立粵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1917年參加護法運動,被孫中山任命爲援閩粵軍總司令,隨後擊敗福建督軍李厚基後佔據閩南地區。1920年10月,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爲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又任命他爲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部長。經過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之後,陳炯明逐漸成爲孫中山的親密戰友,也是孫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裝部隊。

  六一六兵變

  陳炯明 然而,隨着革命進程的推進,陳炯明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1921年,已經有傳聞說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出現不和。陳炯明認爲,孫中山此時就任非常大總統不合時,而且他並不贊成北伐,主張聯省自治,建議把廣東這個南方省份作爲模式推廣到全國,這與力主北伐統一全國的孫中山的主張有着極大差異,兩人矛盾逐漸激化。1922年3月,孫中山撤銷其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內務總長職,只留陸軍總長職,最終導致「六·一六」事件的發生,二人徹底決裂。

  如今,關於對中國近代政治產生重大深遠的「六·一六」事件發生的細節,各方說法不一。後代研究者一般認爲,「六·一六」事件並不是突發的,其前因後果複雜而難以言喻。

  1922年6月12日,孫中山舉行記者招待會,不點名地指責陳炯明「反對北伐」;而陳炯明6月14日拘捕財政次長廖仲愷,矛盾基本公開化。

  1922年6月16日凌晨兩點,孫中山得到粵軍通知,粵軍部隊將攻擊粵秀樓,情勢危急。宋慶齡顧全大局,臨危不懼,認爲若同孫中山一同行動易被發現。堅持留下來掩護孫中山祕密撤離。孫中山不得已才答應先行,隻身逃出。孫中山兩次避過叛軍耳目,終於到達黃埔永豐艦(即後來的中山艦)上。孫中山離開半小時後,炮聲四起,陳炯明部隊開始向粵秀樓發起進攻,有士兵還大喊:「打死孫文!打死孫文!」

  「六·一六」兵變之後,孫中山離開廣州到上海,此後,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一直到孫中山逝世前,經常有人在中間調停,希望他和陳炯明二人能夠和好。孫中山要求陳炯明寫悔過書,而陳炯明堅決不寫,終於沒有再走到一起。

  孫中山與陳炯明決裂,還有一個意外的結果,那就是客觀上成了蔣介石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他在事件發生後不久,輾轉登上孫中山所在的永豐艦,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得到迅速上升,奠定了日後他在國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

  禁賭政策

  在政治生涯中,陳炯明以嚴禁菸賭、主張地方自治而著稱。從他任廣東諮議局議員的諸多提案中可以大略看出,陳炯明希望政治改革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是「由下而上的」而不是「由上而下的」。他的政治主張在《建設方略》和《中國統一芻議》二書中有完整的表述。「聯省自治」一直是陳炯明堅持的主張,他認爲中國廣土衆民,只能實行分權自治,纔可養成「民治精神」,建設民主。1922年與孫中山決裂後,他對章炳麟說:然爲國努力,無論在位在野,務達此制(指自治省聯邦制)而後已。從作爲議員提出禁賭議案時起,一直到後來出任廣東都督及省長,陳炯明都把禁賭作爲一項重要工作來做。賭博的惡習由來已久,但清政府把賭稅當作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所以纔會屢禁不止。禁賭無疑要砸掉成千上萬大小賭商的飯碗,要截斷官府一條每年幾百萬兩的滾滾財源,所以,從一開始陳炯明就面臨着不小的壓力。不過,陳炯明做得非常決絕,主張以雷霆手段,定期一律禁絕,不留任何餘地,才能收效。

  1920年12月1日禁賭章程生效後,廣州市面幾乎沒有一家賭博。爲此,廣州學界發起爲陳炯明鑄銅像,以紀念禁賭的成功。1921年廣州建橋,取名陳公禁賭紀念橋,鐫禁賭經過事蹟於橋邊石柱。可見當時陳炯明的禁賭行爲深得人心。

  儘管在政治上仍存有爭議,但在私生活及操守方面,陳炯明與人們通常理解的軍閥作風完全不同。他不僅頗有文採,而且廉潔自持,不蓄私財,在生活方面也相當嚴謹,自己還以不二色感到自豪。

  陳炯明後來避居香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企圖拉他下水,他則反過來要求日人歸還東三省。日人拉攏不成,仍贈他8萬元支票,陳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還。其後,他派代表參與將美洲洪門致公堂改組爲中國致公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直至今日都是參政黨之一。

  1933年,陳炯明在貧困中病死於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備的棺木。一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地方軍政長官,結局如此悽慘,這是非常罕見的。

人物生平

  1878年,生於廣東海豐,原名捷,字贊之,又字競存;

  1899年,中秀才;

  1906年,到廣州就讀於廣東法政學堂,1908以優等成績畢業;1909年,任廣東諮議局議員,先後提出《革除衙署積弊案》、《廢除就地正法案》、《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案》、《籌築惠湖鐵路案》、《禁絕一切賭博案》等提案;11月與丘逢甲等一起被推爲代表,赴上海蔘加各省咨議局聯合大會,加入同盟會;

  1910年,參加廣州新軍起義聯絡工作;

  1911年,任廣州起義領導機關統籌部屬下的編制課裸長兼調度課副課長,又被確定負責率領一路選鋒隊進攻巡警教練公所。武昌起義後被同盟會南方支部派到東江組織民軍起義,光復惠州;

  1911年,廣東軍政府成立,被推爲副都督,不久後爲代都督;

  1913年,宣佈廣東獨立,聲討袁世凱,失敗後逃往香港轉赴新加坡;

  1915年,聯絡一批原國民黨人另立異幟,組織中華水利促成社,受到孫中山的嚴厲批評;

  1916年,回到廣東東江發動駐軍和民軍起義,參加討袁鬥爭;

  1917年,北京政府大總統黎元洪授予其「定威將軍」。後向孫中山表示「竭誠擁護」,參加護法運動,任援閩粵軍總司令,佔領閩西南的汀州、漳州、龍巖等地,建立根據地,稱爲「閩南護法區」; 

  1920年8月,率粵軍從廣西回粵,打敗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閥,被任命爲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

  1921年5月,被孫中山任命爲中華民國政府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積極參與「聯省自治」運動,反對孫中山的北伐主張;6月任援桂軍總司令,進軍廣西,攻佔廣西全境。後阻撓孫中山到桂林設立北伐大本營,破壞北伐;

  1922年4月,拒絕前往梧州與孫中山面商北伐問題,並以辭去各職務相要挾,被孫中山免去廣東省省長,粵軍總司令、內務部總長三職。此後退居惠州,其部屬葉舉率「陳家軍」主力回師廣東,於6月16日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和粵秀樓。8月15日,陳炯明回到廣州任粵軍總司令;

  1923年1月,被滇、桂、粵聯軍組成的西路討賦軍擊敗,後陳炯明率部退守東江;

  1925年,革命軍兩次東徵徹底打垮其所部後避居香港,後將美洲致公黨改組爲中國致公黨;

  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故。(1933年,陳炯明在貧困中病死於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備的棺木。一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地方軍政長官,結局如此悽慘,這是非常罕見的。)

  少年時期

  陳炯明,惠州府海豐白町鄉(現汕尾·海豐)人。粵系軍事將領,中國軍事家。光緒二十四年中秀才。光緒三十二年就讀於廣東法政學堂,光緒三十四年以成績優等畢業。宣統元年被推選爲廣東咨議局議員。參加過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黃花崗起義,黃花崗之役中爲敢死隊第四隊隊長,謀炸廣東水師提督未中。

  武昌起義後,陳炯明到東江組織民軍起義,1911年11月9日廣東「和平光復」後不久,任廣東副都督,後爲代理都督。1912年4月,任廣東總綏靖經略,後任廣東護軍使。1913年6月繼任廣東都督,7月18日宣佈廣東獨立討袁。後其屬下師長蘇慎初炮轟都督府,自立爲臨時都督,陳逃往香港、新加坡。1915年12月,回到東江一帶,組織民軍起義,翌年在惠州附近成立廣東共和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袁死,黎元洪出任總統後,陳交出兵權,被授予「定威將軍」稱號。後到上海,參加孫中山發起的護法運動。11月21日朱慶瀾任陳爲省長親軍司令。12月2日,孫中山任陳爲「援閩」粵軍總司令,經10個月奮戰,打敗了福建督軍李厚基所部,佔領閩西南20多個縣。這時,陳炯明除整軍經武外,又致力「刷新政治」,創辦《閩星半週刊》、《閩星日刊》,提倡「新文化」,以響應「五四運動」後新思潮的傳播。

  任職廣東

  1920年8月奉孫中山之命回師廣東,10月28日攻克廣州。孫中山任陳爲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1921年4月,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爲非常大總統。這裏,陳是反對非常大總統選舉的。

  陳炯明認爲:依總統選舉法,總統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須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選舉總統會,當前廣州的舊國會議員才兩百多人,還不夠原衆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這豈不是自毀法律嗎?和北方毀法,又有什麼本質不同?一旦廣東成立正式政府,結局只有一個:南北之間將再次陷入戰爭之中。陳反對孫中山任職,不參加就職典禮。孫任非常大總統後,任陳爲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並說服陳加入國民黨。

  1922年6月陳炯明與孫中山因護法運動(這裏的法是孫中山1912年3月11日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合作,又因政見分歧而決裂。陳炯明主張先在廣東搞好民主憲政,仿照美國,建立與歐美民主國家相仿的聯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國和平統一,這個主張,史稱 「聯省自治」;孫中山不同意陳炯明的主張,他主張「中央集權」,要以武力「北伐」來統一中國,以便自己奪取政權。1922年3月21日,陳炯明的親信、負責爲北伐軍在後方籌劃的粵軍參謀長鄧鏗從香港公幹回省,在廣九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後身亡。

  國民黨官史一向說鄧鏗是被陳炯明暗殺的,然而,陳派及駐穗美、英兩國領事館都認爲,刺殺鄧鏗,是孫派國民黨人所爲。鄧鏗之死,對孫陳間本來就脆弱不堪的關係,可以說是致命一擊。4月9日,孫中山讓廖仲愷轉告陳炯明:一、陳炯明參加北伐,二、籌措500萬元的軍費。陳炯明無法接受孫的條件,遂被罷黜。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中山與奉、皖軍閥一直有祕密接洽,結成三角同盟。孫中山深感這是聯合奉、皖軍閥,夾擊直系的千載良機,必須立即出兵策應,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開戰,僅及一週,奉軍便被吳佩孚擊敗,狼狽退回關外,南北夾擊直系的計劃,化爲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卻如弦上之箭,不得不發了。5月8日,孫中山委任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爲粵桂邊督辦,以示對粵軍的信任。5月9日,孫中山在韶關大誓三軍,旌麾北指,「出師宗旨,在樹立真正之共和,掃除積年政治上之黑暗與罪惡,俾國家統一,民治發達」。

  然而葉舉並不領情,5月20日,他率領六十多營粵軍,突然開入省城。粵軍雖然打着迎陳復職的旗號,但內部已經開始分化。一派要求陳炯明馬上回省,恢復所有職務,鎮攝大局;另一派則不滿陳炯明對孫中山的態度過於軟弱,希望由葉舉來領導粵軍,與孫中山徹底決裂,如果陳炯明不同意,就請他出洋,或者繼續留在惠州休養。5月31日,上海《申報》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粵軍內部的分歧:「現在陳之部曲,亦分兩派,一主張陳氏即速回省,則大局立定;一主張陳氏不可造次,俟解決完妥後,始可返省。」陳炯明則在惠州隱居。各界籲請陳炯明回省的函電,鋪天蓋地,見諸報端;前往勸駕的使者,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甚至連陳獨秀也到了惠州,勸陳炯明不如加入共產黨,領導華南地區的革命。

  1922年6月1日,孫中山率領兩個營的警衛,從韶關返回被粵軍重重包圍的廣州。6月2日,孫中山在總統府設宴招待粵軍將領,竟沒有一個高級軍官應邀前來,只來了幾個中下級軍官。他對那幾個小軍官說:「告訴你們的長官,不要以爲據守白雲山,便可胡作非爲,我立刻上永豐艦,升火駛入東江射擊你們,連你們的根據地也一併剷除!現在東江水漲,永豐炮艦可以直行駛入陳炯明的老巢!」孫中山一連拍了三封電報,要求陳炯明立即到廣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駕。但陳炯明拒絕在這個時候到廣州。他說,在省城軍隊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廣州。顯然,他不希望被人誤解。陳炯明曾經說過,一旦粵軍叛孫,則「天下之惡皆歸焉」,這是他所不願意看見的。

  1922年6月2日,北洋總統徐世昌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宣佈辭職。由於孫中山在護法運動中曾一再發表政治宣言,承諾只要徐世昌下臺,他亦將同時下野。因此,輿論普遍認爲,徐世昌下臺後,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終現一線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兩百多位各界名流,聯名致電孫中山和廣州非常國會,呼籲孫中山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宣言,可見這個要求在當時是頗得人心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孫中山竟然公然拒絕履行承諾、拒絕辭職下野。頓時,社會各界大失所望。孫中山之前的「護法」革命口號,也因此而露餡,大失民心。甚至段祺瑞都對曹汝霖說:「以前,孫文以臨時約法被蹂躪爲旗號,鬧革命,可是,現在臨時約法已經恢復,孫文卻還要堅持造反,從今以後,就變成是他不對了。」陳炯明也對孫中山表示不滿,說:「我們之所以一直鬧革命、試圖武力顛覆北洋政府,無非是因爲北洋軍閥廢掉了臨時約法、蹂躪了民主憲政,現在既然臨時約法已經恢復了,我們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6月3日,葉舉宣佈廣州戒嚴,大街通衢,遍佈崗哨。6月12日,孫中山邀請廣州報界出席茶會。他決心通過報紙,向陳炯明攤牌,他宣佈:我下令要粵軍全數退出省城30裏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壓服他。人家說我孫文是車大炮(講大話),但這回大炮更是厲害,不是用實心彈,而是用開花彈,或用八英寸口徑的大炮的毒氣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餘營陳家軍變爲泥粉。但殘害六十餘營的軍人,且驚動全城的居民,不免過於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們終不罷休。我只望報界諸君,主持正義,十天之內,做足工夫,對於陳家軍,加以糾正。陳家軍若改變態度,即不啻如天之福,萬一無效,就不能不執行我海陸軍大元帥的職權,制裁他們了。(《申報》1922年6月19日)

  1922年6月15日深夜,粵軍高級將領在鄭仙祠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軍事政變,驅逐孫中山下臺。就在這危急關頭,「陳炯明在惠州派祕書陳猛蓀持親筆信勸止葉舉……信大意說孫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勝固好,如其失敗,我以陸軍部長身份暫將部隊調返東江訓練,做充分準備,到時仍可收拾殘局。陳猛蓀持信送到鄭仙祠。葉舉閱後,當着陳猛蓀的面將信擲落地上,說陳炯明不知軍事,還說:回東江哪裏找吃的?叫陳猛蓀回報陳炯明事情已不容不發……陳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1922年6月16日凌晨,葉舉開始行動。但他並不想置孫中山於死地,只想將孫趕出廣東,所以在開炮前讓人打電話給孫透露了消息,讓他趕快逃跑。他們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請孫中山兌現他與徐世昌一齊下臺的諾言。孫中山離府後,粵軍圍攻總統府,要求守軍投降不遂,而開土炮「三響嚇之」。孫中山登上軍艦,海軍宣佈和叛軍開戰。根據當年香港中英文報紙和英、美兩國外交官的報道,1922年6月17日,孫中山以海軍大炮亂轟廣州的大標題,炸死無辜平民過百人。

  晚年逝世

  1925年10月10日美洲致公黨改組爲中國致公黨,推舉陳炯明爲總理,唐繼堯爲副總理。1933年9月22日,陳病逝於香港。1935年4月3日歸葬於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評價

  爭議人物

  陳炯明政治主張爲「聯省自治」制省憲,效美國憲法之聯邦體制,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歷史觀點一直認爲陳炯明的「聯省自治」承認北洋政府國體的統治現狀,實質仍會導致變相軍閥割據。亦有人認爲他是中國聯邦憲政的實踐者。

  劉鳳舞歷史小說《民國春秋》所描述的陳炯明殘殺幼童事件,只有小說作爲來源。

  1920年12月15日《香港華字報》轉載《上海新申報》對陳炯明的評論雲:「陳氏爲人剛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爲南北權要之模範。」章太炎譽陳「清操絕於時人,於廣中彌不可得」。孫逸仙曾坦言陳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儉樸,我也不如」。

  無論是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還是共產黨主導的中共政權,在教科書上描述陳炯明都以「逆黨」、「叛軍」、「叛徒」稱之。1990年代以後,部分學者開始對此進行考證,尤其是陳炯明之子陳定炎查閱了當時的大量報刊資料,方纔讓世人重新認識陳炯明。但陳定炎的資料中也並非全無偏頗。

  悲傷的烏託邦

  潘採夫在《陳炯明:悲傷的烏託邦》一文做了詳細介紹。

  全文如下:

  歷史學家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課本裏的陳炯明,是以一個亂臣賊子的面目出現的,作爲反對孫中山的可恥下場,來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無論國民黨史還是共產黨史,都將陳炯明描繪成一個軍閥,一個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個炮轟總統府的劊子手,他的所謂貢獻,總是被一筆草草帶過。

  不過,折戟沉沙鐵未銷,時間總能磨洗出一些真相,將近一百年過去了,隨着史料的發現,以及意識形態的鬆動,陳炯明對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績,他的自治理想與實驗,他與孫中山的恩怨是非,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人們才發現,這是又一位被湮沒的辛亥元勳。

  1925年,孫中山逝世的時候,陳炯明曾手撰一副輓聯:「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 」在知己相惜的情懷之下,似訴英雄心中不平事。可以看出,在這兩位大人物之間,發生了太多的故事。

  魯迅去世的時候,徐懋庸曾寫過一副對聯挽魯迅,「敵乎友乎,餘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敵,友,知,罪,倒是陳炯明與孫中山這兩位辛亥元勳一生關係的寫照。

  1933年9月,陳炯明去世之時,香港《工商日報》評價道:「國民黨死了一個敵人,中國死了一個好人。」

陳炯明的詩文

九月波平印度洋,憑君作楫渡西方。天將啓漢資多難,我爲椎秦正出亡。

未伏康娛酬素志,那堪吟詠對蒼茫。昔人橫槊空豪壯,願與民生一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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