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苞苴

　　蘇頌平生薦舉了許多人才，但他從不收受「苞苴」（贈禮），據他回憶，只有朝奉郎孟安序每年都會帶一罐雙井水給他。

　　老成先見

　　宋哲宗時，守邊元帥派遣種樸上朝稟奏：「得到情報說阿裏骨已經死了，還不知道要立何人爲國君。契丹官員趙純忠爲人謹慎誠實，值得信任。希望乘他們局勢未定之際，派遣數千名精兵，擁戴純忠進入契丹，立爲國君。」大家議論同意這個想法，只有蘇頌說：「真相如何還不知道，如今要越過國境去立契丹君主，倘使他們拒絕不肯接納，不會損害我國的威嚴嗎？應該慢慢地觀察事態的演變，等到定局之後再去安撫他們不遲。」結果阿裏骨果然沒有死。

　　蘇頌在執政時，見哲宗年紀小，每逢大臣有事上奏，都取決於宣仁太後。偶爾哲宗有話要說，有時沒有人加以應對，只有蘇頌在奏報太後後，必定再稟告哲宗；哲宗凡有要事宣讀，蘇頌必定告訴諸大臣，讓他們俯首聽命。後來哲宗親政，元祐舊臣都遭貶職，御史周秩想一併彈劾蘇頌，哲宗說：「蘇頌素明君臣之義，不要輕率議論這位國家的元老。」

　　科技

　　水運儀象臺

　　元祐元年（1086年），蘇頌奉命檢驗當時太史局等使用的各架渾儀（見渾儀和渾象）。因此想到應有表演的儀器和渾儀配合使用。先前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張思訓曾創造水運渾象「太平渾儀」，後因機繩斷壞，無人知其製法。蘇頌訪知吏部守當官韓公廉精通數學、天文學，告以張衡、梁令瓚、張思訓儀器法式大綱。

　　韓公廉寫出《九章勾股測驗渾天書》一卷，並造成機輪木樣一座。後由蘇頌和韓公廉於元祐三年（1088年）集合一批工人制造，元祐七年竣工。這是一座把渾儀、渾象和報時裝置三組器件合在一起的高臺建築，整個儀器用水力推動運轉，後稱水運儀象臺，其中有許多突出的發明創造。

　　蘇頌所研製的水運儀象臺是一座高12米，寬7米，像三層樓房一樣的巨型天文儀器。蘇頌在說明中說：「兼採諸家之說，備存儀象之器，共置一臺中。臺有二隔，置渾儀於上，而渾象置於下，樞機輪軸隱於中，鐘鼓時刻司辰運於輪上，……以水激輪，輪轉而儀象皆動。」水運儀象臺的上層是觀測天體的渾儀，中層是演示天象的渾象，下層是使渾儀、渾象隨天體運動而報時的機械裝置。它兼有觀測天體運行，演示天象變化，以及隨天象推移而有木人自動敲鐘、擊鼓、搖鈴，準確報時的三種功用。它不僅在國內取得了前無古人的成就，而且在三個方面爲人類作出了貢獻，使許多中外科技史專家爲之嘆服。

　　首先，置於水運儀象臺上層觀測用的渾儀，通過「天運單環」與「樞輪」相聯，使渾儀能隨樞輪運轉。這與現代天文臺轉儀鍾控制天體望遠鏡隨天體運動的原理是一樣的。因此，可以說水運儀象臺的這套裝置是現代天文臺跟蹤機械——轉儀鐘的遠祖。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對這一點給以高度評價：「蘇頌把時鐘機械和觀察用渾儀結合起來，在原理上已經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說他比羅伯特·胡克先行了六個世紀，比方和斐先行了七個半世紀。」

　　其次，水運儀象臺頂部設有九塊活動的屋板，雨雪時可以防止對儀器的侵蝕，觀測時可以自由拆開。水運儀象臺的活動屋頂是現代天文臺圓頂的祖先。所以，蘇頌與韓公廉又是世界上最早設計和使用天文臺觀測室自由啓閉屋頂的人。

　　第三，水運儀象臺的原動輪叫樞輪，是一個直徑1丈1尺，由72根木輻，挾持着36個水鬥和36個勾狀鐵撥子組成的水輪。樞輪頂部設有一組叫「天衡」、「天關」、「天權」、「左右天鎖」的槓桿裝置，樞輪靠銅壺滴漏的水推動。當漏壺的水滴滿一個樞輪水鬥時，「樞權」失去平衡，「格叉」下傾，樞權揚起，輪邊鐵撥子撥開「關舌」，拉動「天衡」，「天關」上啓，樞輪下轉。由於「左右天鎖」的擒縱抵拒作用，使樞輪只能轉過一輻，以次循環往復，等時運轉。天衡系統對樞輪槓桿的這種擒縱控制與現代鐘錶的關鍵機件——錨狀擒縱機構（俗稱卡子），具有基本上相同的作用。所以說水運儀象臺的天衡系統是現代鐘錶的先驅。

　　李約瑟在深入研究了水運儀象臺之後，曾改變了他過去的一些觀點。他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我們藉此機會聲明，我們以前關於『鐘錶裝置……完全是14世紀早期歐洲的發明』的說法是錯誤的。使用軸葉擒縱器重力傳動機械時鐘是14世紀在歐洲發明的。可是，在中國許多世紀之前，就已有了裝有另一種擒縱器的水力傳動機械時鐘。」

　　蘇頌主持創制的水運儀象臺是十一世紀末中國傑出的天文儀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鐘。國際上對水運儀象臺的設計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爲水運儀象臺爲了觀測上的方便，設計了活動的屋頂，這是今天天文臺活動圓頂的祖先；渾象一晝夜自轉一圈，不僅形象地演示了天象的變化，也是現代天文臺的跟蹤器械 — 轉儀鐘的祖先；水運儀象臺中首創的擒縱器機構是後世鐘錶的關鍵部件，因此它又是鐘錶的祖先。從水運儀象臺可以反映出中國古代力學知識的應用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蘇頌和韓公廉在完成水運儀象臺之後，又研製了一臺單獨的水力推動的渾天象。人鑽入天球內觀看，在天球上鑿孔爲星，十分逼真。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架有明確記載的假天儀，它的創造性也是前無古人的。 

　　機械

　　水運儀象臺完成後，蘇頌於紹聖初年（約1094～1096年間）把水運儀象臺的總體和各部件繪圖加以說明，著成《新儀象法要》一書。

　　蘇頌在《新儀象法要》中繪製了有關天文儀器和機械傳動的全圖、分圖、零件圖50多幅，繪製機械零件150多種，其中多爲透視圖和示意圖，這是我國也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機械圖紙。正是根據這些圖紙，王振鐸、李約瑟等人才能較準確地復原出水運儀象臺的全貌。例如從這些圖紙和說明文字中可以知道，水運儀象臺樞輪的運轉規律是齒輪系從6個齒到600個齒的傳動；每25秒落水一鬥，每刻鐘轉一週，一晝夜轉96周，而晝夜機輪、渾象、渾儀也轉一週，這與地球運動是大致相應的。又如，通過這些圖紙，我們知道水運儀象臺第一層木閣內是晝夜鐘鼓輪，有不等高的三層小立柱，可以拉動三個木人的撥子，以關撥作用拉動本人的手臂，到一刻鐘時，木人出而擊鼓，時初搖鈴，時正敲鐘。而第二層木閣內是晝夜時初正輪，第三層木閣內是報刻司辰輪，第四層木閣內是夜漏金鉦輪，第五層木閣內是夜漏司辰輪。要是沒有這些珍貴的圖紙，我們就難以弄清木閣內的機械木人是如何按時擊鼓、搖鈴和敲鐘的。因此，《新儀象法要》中所附機械圖是瞭解蘇頌天文著作及其成就的關鍵，同時也是進而釋讀張衡、一行、張思訓等同類著作的鑰匙。

　　星圖

　　蘇頌爲了能更直觀地理解星宿的昏曉出沒和中天，又提出設計一種人能進入渾天象內部來觀察的儀器，即假天儀。具體設計仍由韓公廉推算完成。它是用竹木製成，形如球狀竹籠，外面糊紙。按天上星宿的位置，在紙上開孔。人進入球內觀看，外面的光從孔中射入，呈現出大小不同的亮點，好象夜空中的星星一般。人懸坐球內扳動樞軸，使球體轉動，就可以更形象地看到星宿的出沒運行。這架儀器是近代天文館中星空演示的先驅。

　　蘇頌在《新儀象法要》中還繪有多種星圖，如「渾象紫微垣星圖」、「渾象東北方中外官星圖」、「渾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圖」、「渾象北極星圖」、「渾象南極星圖」、「四時昏曉加臨中星圖」、「春分昏中星圖」、「春分曉中星圖」、「夏至昏中星圖」、「夏至曉中星圖」、「秋分昏中星圖」、「秋分曉中星圖」、「冬至昏中星圖」、「冬至曉中星圖」等，計14幅。

　　這14幅星圖中，最有價值的是前五幅。其中「渾象東北方中外官星圖」是從角宿到壁宿的星官，「渾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圖」是從奎宿到軫宿的星官，「渾象紫微垣星圖」，是以北鬥七星爲主的佈列於渾象之北上規的183顆星，「渾象南極星圖」和「渾象北極星圖」則是以天球赤道爲最外界大圓的南天星圖和北天星圖。蘇頌爲了星圖繪製精確，採取了圓橫結合的畫法。橫圖分成兩段：東北方中外官星圖是從秋分到春分，西南方中外官星圖是從春分到秋分。另外，在把球面上的星辰繪製到平面上時，蘇頌發現了失真問題，於是他採用了把天球循赤道一分爲二，再分別以北極和南極爲中心畫兩個圓圖的方法，從而減少了失真，這是星圖繪製中的一項新成就。

　　蘇頌星圖是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全天星圖中保存在國內的最早星圖。保存至今的唐代敦煌星圖，在時間上比蘇頌星圖要早，但被斯坦因盜走，現存倫敦不列顛博物館。但是，蘇頌星圖比敦煌星圖更細緻和更準確。如敦煌星圖繪星1350顆，蘇頌星圖繪星1464顆；敦煌星圖主要依據《禮記·月令》的資料，並非實測；而蘇頌星圖則是根據元豐年間的實測繪製；敦煌星圖是從玄枵（子）開始，按十二次的順序作不連續排列，中間夾以說明文字，有關分野問題也不科學，蘇頌星圖則從角宿開始，按二十八宿順序，作連續排列，並完全去掉了有關分野等不科學成分。

　　就所列星的數目而言，蘇頌星圖的貢獻也是值得稱道的。如歐洲到14世紀文藝復興以前，觀測的星數是1022顆，要比蘇頌星圖少422顆，因此，西方的科技史家蒂勒、布朗和薩頓等甚至認爲：「從中世紀直到14世紀末，除中國的星圖以外，再也舉不出別的星圖了。」

　　文學

　　蘇頌是一位「高產」的詩人，僅收錄在《蘇魏公文集》中的詩歌就有587首，且多是律詩、絕句。長律多達1400字，可謂「律詩之最」。

　　蘇頌的大部分詩作是奉和之作，其中有一些是與一代詩翁歐陽修、蘇東坡的奉和詩篇。但也不乏名篇佳作。

　　《前後使遼詩》就是他的上乘之作，具有現實主義筆觸和真摯情感。如《和土河館遇小雪》「人看滿路瓊瑤跡，盡道光華使者行」，反映爲使者送行的盛況和使者的高尚、複雜心理；《和就日館》「戎疆迢遞戴星行，朔騎奔馳束火迎」，「每念皇家承命重，愧無才譽副羣情」，生動記述遼國使者迎接宋使的情形，反映詩人憂國憂民、惟恐任務完成不好的心情。此外，如描繪「青山如壁地如盤」的北國風光，「牧羊山下動成羣」的勞動景象，「依稀村落見南風」的異國風情等。

　　外交

　　蘇頌一生，兩次使遼，每次出使遼國往返時間多達四個多月；三次任接待遼使的伴使（陪同團團長）。

　　蘇頌首次使遼，是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丁卯，以三司度支判官身份，與張宗益等一同出使遼國的，時年48歲，途中寫下前《使遼詩》30首，主要記述他的所見所聞及抒發對老友的懷念之情。

　　蘇頌第二次使遼，爲10年後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八月已醜，以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時任祕書監兼集賢院學士)身份，作爲大遼國的生辰國信使，和英州刺史姚麟等出使遼國，參加遼道宗的生辰慶典。往返途中寫下後《使遼詩》28首。由於時過10年，舊地重遊，感慨萬千，不僅記述了遼國隆重的接待，而且用大量篇幅描繪了在和睦友好相處下，遼國人民悠閒、安逸的生活，歌頌和平睦鄰政策的可貴與正確。

　　蘇頌在兩次使遼、三次伴使的與遼國打交道期間，蘇頌十分注意蒐集整理遼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實力、軍事設施、山川地理、風土民情、外交禮儀等情況，及時向朝廷提供。

　　蘇頌認爲：「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但也必須注意其「叛服不常」。並根據宋、遼兩國的實際，提出與遼朝和睦修好的外交政策，深得皇帝的賞識與贊同，堅定了宋朝對遼推行友好政策的信心。 [8] 

　　藏書

　　蘇頌於皇祐五年（1053年）召試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當時館閣校理吳及，奏請全面整理國家藏書，置館閣編訂書籍官，有祕書閣校理蔡抗、陳襄，集賢校理陳繹等，分爲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祕閣各爲編次書籍。他在館閣任職長達9年之久，富弼稱他「古君子」。因其整理藏書成就顯著，不久授祕書監之職，統管國家三館祕閣圖籍之事。家藏書數萬卷，祕閣未收藏者頗多，然還從祕閣傳抄書籍每日兩千言，並親加校讎。他致仕後，當時葉夢得爲丹徒縣尉，聽說他藏書多，乃借其藏本回家傳抄。宋神宗曾仰慕其藏書之富，問其「卿家必有異書，何以父子皆以博學知名？」他對曰：「吾收書數萬卷，自小官時得之甚艱，又皆親校手題，使門閱不墜，則此文當益廣」。曾作有《書帙銘》，告誡子孫要「唯蘇氏世，宦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著有《蘇魏公集》72卷。孫蘇象先著有《譚訓》，記其祖父藏書事蹟甚詳。 [9] 

　　藥物學

　　嘉祐初年，蘇頌受詔校定與編撰醫書。蘇頌做科技工作時，不但指導全局，而且親自動手，不憚繁巨，不畏勞苦。《圖經本草》的標本、藥圖和說明文字來自四面八方，「今天下所上，繪事千名……事有詳略，言多鄙俚。向非專一整比，緣飾以文，則前後不倫，披尋難曉」。爲整理這堆積如山、其亂如麻的原始材料，他提出了六項原則。蘇頌的前三項原則是想盡一切辦法把問題研究明白；後三項原則是實事求是，既不輕易捨棄來自基層的資料，也不急於作出判斷，而是兩說並存或存疑待考。這也是他的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並經受住時間考驗的一個重要原因。

　　嘉祐二年（1057年），與掌禹錫、林億等一起編寫了《嘉祐補註神農本草》（簡稱《嘉祐本草》）。爲了改變本草書中混亂和錯訛狀況，他建議：「諸路州縣應將產藥去處，並令識別人仔細辨認根、莖、苗、葉、花、實，形色、大小，並蟲、魚、鳥、獸、玉石等堪入藥用者，逐件畫圖，並一一開說著花、結果、收採時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採藥，即令詢問榷場、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並取逐味各一二兩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齎送當所投納，以昭憑證。畫成本草圖，並別撰圖經，所冀與今本草並行，使後人用藥知所依據。」

　　朝廷採納了蘇頌的建議，並委任他編撰《圖經本草》。經過四年的艱苦努力，在嘉祐六年（1061年），蘇頌編撰完成了《圖經本草》21卷。

　　《圖經本草》在藥物學上有重大價值。唐《新修本草》的藥圖和《天寶單方藥圖》都已散佚殆盡，韓保升《蜀本草》的藥圖也已不存。《圖經本草》在這種情況下誕生，其意義更加重大。它不僅對藥性配方提供了依據，而且對歷代本草的糾謬訂訛作出了新貢獻，特別是使過去無法辨認的藥物可以確認無誤。如牛膝，《神農本草經集註》說：「其莖有似牛膝，故以爲名。乃雲有雌雄，雄者莖紫色而節大爲勝爾。」以此很難判斷出是什麼植物。《圖經本草》則寫得十分具體：「春生苗，莖高二三尺，青紫色。有節如鶴膝，又如牛膝狀，以此名之。葉尖圓如匙，兩兩相對於節上，生花作穗，秋結實甚細。」我們可以根據匙形對生葉，細實穗狀花，節部結牛膝三大特徵，斷定爲莧科植物懷牛膝。

　　爲編寫《圖經本草》而進行的全國性普查，其另一重要意義是擴大了藥源。如菟絲過去從朝鮮進口，現知冤句（山東荷澤）也產此藥。奚毒原知只有河南嵩山少室出產，而從提供分析的樣品中知道四川也有，等等。

　　《圖經本草》在生物學上也有較大貢獻。如它對動植物形態進行了準確生動的描述：烏賊魚，「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輕虛而白。又有兩須如帶，可以自纜，故別名纜魚。」真切地反映了頭足綱烏賊科動物的特點。

　　《圖經本草》在礦物學與冶金技術方面也有一定貢獻。如它記載了丹砂、空青、曾青等105種礦物藥。丹砂條的描述說：「丹砂生符陵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階州，而辰州者最勝，謂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間，土人採之，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耳，謂之硃砂牀。砂生石上，其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子……又似雲母片可析者，真辰砂也，無石者彌佳。過此皆淘土石中得之，非生於石牀者。」這裏不僅說明了丹砂這種礦物藥的產地和特點，而且簡要介紹了丹砂礦的開採過程。

　　《圖經本草》中關於冶金技術也有許多記載，如關於鋼鐵冶煉的工藝過程：「初煉去礦，用以鑄瀉器物者，爲生鐵；再三銷拍，可做鍱者，爲鑐鐵，亦爲之熟鐵；以生柔相雜和，用以做刀劍鋒刃者，爲鋼鐵。」這簡要描述了宋代三種鋼鐵的冶煉方法及其不同功用。又如對煉銀的方法記述說：「銀在礦中與銅相雜，土人採得，以鉛再三煎煉方成。」對灰吹法煉銀的工藝說：「其初採礦時，銀銅相雜，先以鉛同煎煉，銀隨鉛出。又採山木葉燒灰，開地作爐，填灰其中，謂之灰池。置鉛銀於灰上，更加火大煅，鉛滲灰下，銀住灰上，罷火，候冷出銀。」這是關於灰吹法煉銀的最早最詳盡的記載。《圖經本草》的科學貢獻是多方面的，還有待我們進一步地研究和發掘。

　　進士及第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廿三日（12月10日），蘇頌在同安蘆山堂（今同安城關）出生，他原籍福建同安縣，父蘇紳死葬潤州，遂遷居丹徒。

　　慶曆二年（1042年）蘇頌中進士，爲宿州觀察推官。次年任江寧知縣。任南京留守推官時，留守歐陽修將政務委託給他時說：「你辦事慎重穩妥，經過你看的文件我就放心了。」三年任滿，正趕上父親蘇紳病逝。蘇頌葬父京口，從此移居潤州丹陽。

　　蘇頌編校古籍蘇頌於皇祐五年（1053年）任館閣校勘，開始了他校正和整理古籍的生涯。不久遷大理寺丞。

　　他侍奉祖母、母親，供養姑姐妹及外族數十人，並及時給他們婚嫁。妻兒有時衣食不繼，但大家相處融洽，親密無間。宰相富弼稱他爲「古君子」。

　　至和元年（1054年），任同知太常禮院。嘉祐二年（1057年），改任集賢校理、校正醫書官。嘉祐四年（1059年），兼任殿試復考官，五年，遷太常博士，仍兼校正醫書官等職。嘉祐六年（1061年），出知潁州。這是他第一次在朝廷任職，主要是編校古籍，歷時九載。

　　嘉祐八年（1063年），召爲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公事。時仁宗逝世，建陵墓，主管部門向各郡徵收一時難得的物資。蘇頌對他們說：「遺詔務從儉約，怎麼可以強制下面交納當地不出產的東西。」不久升爲修起居注、知制誥。治平二年（1065年），遷三司度支判官。

　　出使遼國

　　治平四年（1067年），蘇頌任遼朝使臣的伴送使。當蘇頌一行行至恩州時，突遇驛館起火。由於他遇事鎮定，舉措得當，沒有發生混亂，遼朝使者也沒有受到大的驚擾，因此很得英宗的讚賞。熙寧元年（1068年）他任賀遼太後生辰使，出使遼朝。熙寧二年（1069年）又任遼朝賀生辰伴使。熙寧十年（1077年）再任賀遼主生辰使。元豐五年（1082年）他又一次任遼賀正館伴使。

　　蘇頌十分注意遼朝的政治制度、經濟實力、軍事設施、山川地理、風俗民情、外交禮儀等，並向朝廷反映了遼的實際情況。

　　兩次使遼，他寫下《前使遼詩》和《後使遼詩》，記錄出使的路線和所見所聞。元豐四年（1081年）八月神宗命他編寫一本與遼朝往來有關各種禮儀和文件程式的書籍。元豐六年（1083年）此書編成，神宗親自賜名《魯衛信錄》，其中保存了大量宋遼間的交往史料。

　　任職朝中

　　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蘇頌任知制誥。次年，拜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同知審刑院。

　　熙寧三年（1070年），權同知貢舉，因拒絕草詔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而被神宗撤職，這是他第二次在朝廷任職。

　　蘇頌在朝廷任職期間，第一件值得稱道的事是校正編撰古籍，由此他廣泛接觸有關文獻資料，爲他成爲一個淵博的學者創造了條件。

　　蘇頌在朝廷任職的第二件大事是「李定匿喪事件」。拒絕草詔任命李定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他三次拒絕起草詔書，神宗憤怒地斥責說：「輕侮詔命，翻覆若此，國法豈容！」於是將蘇頌撤職。但蘇頌幾次拒絕草詔，都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是破格提拔李定違背以前的法令，而官吏的任命必須依法而行。第二是李定不夠破格提拔的標準，他「素無聲稱」，不能因偶有奏對稱心，就破格提拔。第三是先做一般提拔，放在皇帝身邊考察，果有奇謀碩畫，再破格提拔也不遲。蘇頌的這些意見是十分誠懇的。

　　蘇頌在朝中任職的第三件事是參與改革。元豐年間改革官制，是神宗與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之一。元豐四年，他被召回吏部詳定官制。他積極參加了官制改革，在革除宋代官、職和差遣的弊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代元豐以前，官用來定品階俸祿；職爲殿閣、文學之士及待制等，以示尊寵。唯差遣爲實職，可行使權力。這樣造成了官稱與實職不符，機構混亂，冗員過多等弊病。蘇頌在這方面提過許多有益意見。

　　在《奏乞將常平倉等公事付逐路轉運司其提舉官改差充本司勾當公事》中，他提出把發放青苗錢的提舉常平司歸各路轉運使管轄，這樣，不致政出兩門，使州縣長官不知所從。這也是他爲當時機構改革所提出的很好的建議。

　　體恤百姓

　　熙寧四年（1071年），任婺州知州。熙寧六年（1073年），轉亳州知州。熙寧八年（1075年），知應天府。

　　在淮南轉運使任內，蘇頌見到因饑荒造成哀鴻遍野，災民嗷嗷待哺的慘景，於是立即上書，爲百姓請求救濟：「臣竊聞近日甚有近北災傷人民流移往鄰路州逐熟，...今並淮諸郡，雖稍登稔，若食口既多，必致物價騰踊。萬一將來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歸業之期。坐食貴谷，便見所失。彼時須煩縣官賑救，爲惠差遲，則其敝益甚矣。臣以爲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價，若物貨之平，則莫若爲糶給，使之常食賤價之物，則不覺轉移流徙之爲患也。」他不僅想到荒年中對災民的賑濟，而且想到賑救後物價如何保持平穩，流民如何歸業安居等等。他想的是很周到和長遠的。

　　當時各地爭修寺院，皇帝也濫賜匾額，極大地加重了百姓經濟負擔。蘇頌又挺身而出爲百姓請命：「臣欲乞朝廷明立條約，今後不許特創寺院宮觀。」對違法而建的寺院「並令州縣檢括指揮一切毀拆，許諸色人收買請射，永爲己業」。

　　蘇頌關心民瘼，體恤百姓，深爲皇帝所知。熙寧九年（1076年）正月，蘇杭地區再次鬧災。在選任地方長官時，神宗稱「蘇頌仁厚，必能拊安吳人。」蘇頌因而知杭州。

　　熙寧十年（1077年），由杭州召回，修撰仁宗、英宗實錄。

　　元豐元年（1078年），蘇頌知開封府。次年，改知濠州。元豐三年（1080年），知滄州。

　　元豐四年（1081年），蘇頌被召入朝，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

　　元祐八年（1093年），知揚州，再次出任地方官。

　　在任地方官時，蘇頌盡其所能，爲民造福。如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公事時，他「建請浚自盟、白溝、圭、刀四河，以疏畿內積水」，興修水利，保田防災。元豐四年（1081年）知滄州時，黃河氾濫。他又上奏指出只修堤防不注意疏通海口的危險性，並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提出較好的解決辦法：「臣竊見滄州東北有三堂泊，縱廣百餘裏，下連海道，地名黑龍港。……其西與御河破藏口及范橋鎮相去不過三五十裏，可以分引河流，東注泊內。既滿溢則由黑龍港以入海，其勢甚易。」在杭州任內，他把鳳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區，做自來水用，造福於百姓。

　　元祐執政

　　宋哲宗元祐初年，拜刑部尚書，轉任吏部尚書兼侍讀。

　　元祐五年（1090年），進尚書左丞。

　　元祐七年（1092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即宰相）。

　　蘇頌辭官去世後上章辭位，罷相任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旋即出知揚州。轉知河南，蘇頌推辭沒有就任，因年老請辭，以中太一宮使之職居京口。

　　紹聖四年（1097年），以太子少師職致仕。

　　蘇頌所處的時代，朝中派系鬥爭席捲了整個政治舞臺。他卻能始終不立黨援，不入派系，這正說明了他的堅定和穩健，也表明他確實是個成熟的政治家。

　　宋徽宗即位後，進拜蘇頌爲太子太保，累封爲趙郡公。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庚辰（1101年6月18日），蘇頌逝世，享年八十二歲，徽宗爲其輟朝二日，追贈司空。

　　宋理宗時，追諡「正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