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

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豐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稱「南豐先生」。漢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後居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曾致堯之孫,曾易佔之子。嘉祐二年(1057)進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爲「南豐七曾」(曾鞏、曾肇、曾布、曾紆、曾紘、曾協、曾敦)之一。在學術思想和文學事業上貢獻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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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散文
  曾鞏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重要骨幹。作爲歐陽修的積極追隨者和支持者,幾乎全部接受了歐陽修在古文創作上的主張,他在理論上也是主張先道而後文的。但比韓愈、歐陽修更着重於道。在古文理論方面主張先道後文,文道結合,主張「文以明道」。其文風則源於六經又集司馬遷、韓愈兩家之長,古雅本正,溫厚典雅,章法嚴謹,長於說理,爲時人及後輩所師範。《宋史·曾鞏傳》評論其文「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王安石說:「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鬥」。蘇軾認爲:「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蘇轍則用「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來概括曾鞏的學術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世之知公淺也。」其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異議;記敘性散文舒緩平和,翔實而有情致,對後世創作影響極大,明清兩代著名作家都將其作品奉爲典範。曾鞏爲文,自然淳樸,而不甚講究文採。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較少的一個。

詩歌
  曾鞏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詩。現存詩400餘首,大都寫得比較質樸,雄渾超逸,含義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劉壎認爲曾鞏「平生深於經術,得其理趣;而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與興寡,先生之詩亦然」(《隱居通議》卷七),道出了他詩歌藝術的主要特徵。但他並非只善賦體,也有一些詩長於比興,形象鮮明,頗得唐人神韻。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頗有風致。如《西樓》、《城南》、《詠柳》等,稱得上宋代近體詩中寫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論,他的詩不如韓、柳、歐、王與蘇軾,卻勝於蘇洵、蘇轍。但爲文所掩,不受重視。詞僅存《賞南枝》一首。其詩文曾被選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
  曾鞏的學術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聲譽。降及南宋,盛譽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獨服膺曾鞏。呂祖謙編選《古文關鍵》時,只取曾鞏,不取王安石,可見當時風尚。元末明初朱右編選《八先生文集》,開始將曾鞏與韓、柳、歐、王及三蘇並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作文都推尊曾鞏。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抄》,將曾鞏正式列爲八大家之一,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劉大櫆、姚鼐等,將歐陽修、曾鞏的文章作爲楷模,從學曾入手學歐文。這種風氣在從方苞到方東樹的幾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沒有多大改變。從宋到清,雖也有個別貶抑曾鞏的言論,但不是主流。
  曾鞏強調六經爲本源,借聖人之學加強文章底蘊,追求一種雍容典雅的藝術風格。無論敘事、議論都沖和平淡、委曲周詳。佈局完整嚴謹,節奏舒緩不迫,語言乾淨,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開闔、承轉、起伏、迴環都有一定的法度,顯得規矩嚴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於學習。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學「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這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曾鞏一生用功讀書,家裏藏書二萬餘卷,他一一加以校勘,至老不倦。收集古今篆刻500卷,編爲《金石錄》。所著文集《元豐類稿》50卷現存於世,有《四部叢刊》影元本。曾編校過《梁書》、《陳書》、《南齊書》、《列女傳》,整理過《戰國策》、《說苑》,另有《續稿》40卷、《外集》10卷,宋後亡佚。
  曾鞏還十分重視興教勸學,培養人才,在撫州居所側建有「興魯書院」,並親自定學規、執教席,推動撫州學風。在南豐「子固公園」,有曾鞏幼時讀書處──讀書巖、曾文定公祠、仰風亭、思賢堂,縣博物館亦建在其內。南昌市有一條子固路,也是後人爲紀念這位先賢而命名的。
  南豐曾氏爲耕讀世家。自鞏之祖父致堯於太平興國八年(983)舉進士起,77年間曾家出了進士19位。進士中,致堯輩7人,其子易佔輩6人,其孫鞏輩6人。此外,鞏之妹婿王安國、王補之、王彥深等一批人亦皆進士。披閱《建昌府志》、《南豐縣志》及諸曾著作如鞏之《元豐類稿》,我們不能不被該家族的儒學底蘊、文化積澱與苦學精神所震驚。曾鞏進士同年蘇軾、蘇轍贈詩稱:「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非虛言也。

應用文
  曾鞏作爲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豐類稿》和《隆平集》傳世,從他傳世的文集來看,他的興趣主要在於史傳、策論一類的應用文。尤其是他從事史書編纂工作多年,對史傳碑誌的寫作較有研究。對他有關應用文的理論進行研究和總結,對現代應用文的發展不無指導意義。
  應用文起源於堯舜時代。他在《辭中書舍人狀》中論述應用文的歷史發展時,斷定應用文起源於堯舜時代。在唐、虞、夏、商、周時代。君主一方面創新政事,按百官的實績賜與爵位和恩惠,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一定要有詔、號、令、命一類的應用文詔告天下,傳達君主的意圖。於是君主挑選聰明、才能出衆、工於語言的文學大臣載於典冊,使君主的意圖傳佈暢達,施行於天下,傳於後世,這樣就產生了應用文,以作爲教化治理的工具。「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爲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逸、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散揚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辭中書舍人狀》)應用文起源於堯舜是他根據有聖君就有應用文推斷出來的。因爲聖君要治理國家,治國的號令要使天下人周知,唯一的途徑就是借「能言之士」通過文字傳達,應用文是治理國家所必須的。」蓋聖君難諭之情,將欲施於號令,得當世能言之士,然後是於文辭」(《謝中書舍人表》最早的應用文見於甲骨卜辭,是現今通行的說法,曾鞏認爲應用文的起源早於甲骨卜辭。這種說法還是可信的。其一,符合應用文爲應用而產生的實際;其二,符合有文字便有文章的基本原理,據考古研究的資料表明,漢字歷史可遠溯到五六千年前。(節選自《應用寫作》學術月刊1995年第1期《曾鞏應用文論》)

主要著作
  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系,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爲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併政策,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時,總是以「仁」爲懷,「除其奸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齊州雜詩序》)。由於他思想有一定侷限性,因此,對王安石變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認爲法愈密,則弊愈多。但是曾鞏也不主張死守成法,他對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滿,提出「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戰國策目錄序》)的觀點。主張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對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動上,他能夠維護新法,在齊州爲官時,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樂業。 曾鞏的散文創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師承司馬遷、韓愈和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把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觀點推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字上。他在《南齊書目錄序》中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他強調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發難顯之情,寫「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沖和」見稱。《宋史》本傳說他「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唐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證辯,論得失而重理,語言婉曲流暢,節奏舒緩不迫,可與歐陽修的《朋黨論》媲美。他的記敘性散文,記事翔實而有情致,論理切題而又生動。著名的《墨池記》和《越州趙公救災記》熔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深刻有力,通情達理。他的書、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歐陽舍人書》和《上福州執政書》歷來被譽爲書簡範文。敘事委婉深沉,語言簡潔凝練,結構十分嚴謹。《戰國策目錄序》論辯人理,氣勢磅礴,極爲時人所推崇。當西昆體盛行時,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鵰琢堆砌之風,專趨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讚歎說:「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漢星之鬥。」(《贈曾子固》)。蘇軾也說:「醉翁門下士,雜從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 曾鞏也擅長寫詩,有400餘首傳世。其詩或雄渾瑰偉,或委婉超逸,無不含義深刻,妙趣橫生。《迫租》描繪了「今歲九夏旱,赤日萬裏灼」,「計雖賣強壯,勢不旭弱」的慘狀,發出「暴吏體宜除,浮費義可削」的呼聲,與王安石的《兼併》詩有異曲同工之妙。絕句《西樓》、《城南》,清新雋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詩作的風致。他的詠物詩多數富有新意,如《詠柳》詩:「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樹隱喻奸臣和邪惡勢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別開生面。曾鞏的詩作,格調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又爲其文名所掩,故不甚爲人們所注意。 曾鞏一生整理古籍、編校史書,也很有成就。《戰國策》、《說苑》、《列女傳》、《李太白集》和《陳書》等都曾經過他的校勘。《戰國策》和《說苑》兩書,多虧他訪求採錄,才免於散失。他每校一書,必撰序文,藉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曾鞏好藏書,珍藏古籍達20000多冊;收集篆刻500卷,名爲《金石錄》。曾鞏治學嚴謹,每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故能「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說他的文章「一落紙,爲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狀》,見《元豐類稿》卷末)。曾鞏培養了一批名儒,陳師道、王無咎、曾肇和曾布受業於他。《宋元學案》雲:「陳無己(師道)好學苦志.以文謁曾子固,子固爲點去百十字,文約而義意加備,無己大服。」 曾鞏的文章對後世的影響也很大。南宋朱熹「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劉大槐、姚鼐和錢魯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爲圭臬。《明史·王慎中傳》載:「慎中爲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之下無可取,已司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 曾鞏一生著述豐富,有《元豐類稿》50卷、《續元豐類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於世。另外,他還著有《衛道錄》、《大學稽中傳》、《禮經類編》、《雜職》、《宋朝政要策》、《詩經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後,《續稿》、《外集》散佚不傳,今僅存《元豐類稿》 50卷。又世傳《隆平集》30卷舊題曾鞏撰,前人考訂系出於僞託。

人物生平

概述
  曾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貧寒,有一個哥哥,四個弟弟,十個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親被罷官,身體也不好,所以肩負起養家的重任。
  曾鞏自稱「家世爲儒」(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祖父作過尚書戶部郎中,父爲太常博士。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史稱鞏「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狀》中稱其「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而且記憶力超羣,「讀書數萬言,脫口輒誦」。18歲時,赴京趕考,與隨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並結成摯友。20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並獻《時務策》。歐陽修見其文筆獨特,非常賞識。歐陽修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爲喜。」(《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自此名聞天下,但因其擅長策論,輕於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慶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爲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長),只好輟學回歸故裏,盡心侍奉繼母。曾鞏少年時與王安石爲密友,登歐陽修之門以後,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主持會試,堅持以古文、策論爲主,詩賦爲輔命題,曾鞏才與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當塗縣)司法參軍,以明習律令,量刑適當而聞名。五年,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理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並撰寫了大量序文。 熙寧二年(1069),任《宋英宗實錄》檢討,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熙寧五年後,歷任齊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爲政廉潔奉公,勤於政事,關心民生疾苦。他根據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致力於平反冤獄、維護治安、打擊豪強、救災防疫、疏河架橋、設置驛館、修繕城池、興辦學校、削減公文、整頓吏治、廢除苛捐雜稅,深受羣衆擁戴。
  元豐三年(1080),改任滄州(今河北)知州,途經京城開封時,宋神宗召見。宋神宗對其「節約爲理財之要」的建議大爲讚賞,留任爲三班院勾判。元豐四年,朝廷認爲「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任爲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同年九月,遭母喪,去官。次年,病逝於江寧府(今南京)。後葬於南豐源頭崇覺寺右。南宋理宗時追諡爲「文定」,人稱「南豐先生」。 他還爲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稱"家世爲儒「,①曾祖歷官水部員外郎,祖父爲尚書戶部郎中,父爲太常博士。《宋史》稱曾鞏年幼"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成誦「②。"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③。但據他自稱幼時從先生受書,"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到十六七歲時,"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始知愛好,並努力學習④。到二十歲後,"歐陽修見其文奇之「⑤大約就在這時,他曾給歐陽修寫信,並"獻雜文時務策兩編「。信裏他一面稱讚歐陽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爲人志節:"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淳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詞舛駁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爲己務。……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曾鞏當時少不更事,而能有這樣的看法,很不簡單,所言者雖有所未盡,但大體符合實際。又說:"鞏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爲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這段話是表述自己的爲人的。與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確不凡近。歐陽修對於這樣的人物自是重視的。因此,曾鞏上書之後,曾經得到歐陽修接見。據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講,歐陽修見到他之後,曾對他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爲喜。"而且當曾鞏向歐陽修告別之時,歐陽修還寫了《送曾鞏秀才序》,其文雲:"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幹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餘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賀餘之獨得也。"此序作於慶曆二年(1042),這時曾鞏雖見棄於有司,卻得到了歐陽修的賞識。
  在這期間,曾鞏也結識了王安石,還曾向歐陽修推薦。他在《再與歐陽舍人書》中說:"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話,可見曾鞏對王安石曾經非常器重。在這封信裏,他不僅推薦王安石,還曾提到王回、王向,一併向歐陽修推薦。
  後來,在《與王介甫第一書》裏曾鞏又說:"鞏至金陵,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由此看來,在這期間曾鞏同歐陽修已有相當親密的交往。

考中進士
  曾鞏是在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知貢舉時考中進士的。在這之前,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這樣的前輩,結交了王安石這樣的朋友,而且已經同當代其他幾個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自己爲人處世的態度。不過,曾鞏所寫的這些書信,不同於尋常的"幹謁「,不是請求薦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書》中說:"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幹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並書雜文一編,以爲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這封信大概就寫於慶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離職之後。曾鞏於此時寫信並投獻文章,正好說明他的爲人和政治態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絕不趨炎附勢。

編校書籍
  曾鞏既中進士,便被調任爲太平州(今安徽當塗)司法參軍,又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 在這期間,曾鞏對於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對於歷代圖書聚散以及學術源流多所論述,寫過一些敘錄,如《新序目錄序》、《列女傳目錄序》、《戰國策目錄序》等,還有《梁書》、《陳書》、《南齊書》等,也都寫有「敘錄」。
  曾鞏雖推崇歐陽修,但他的學術觀點和歐陽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學記》中說:"周衰,先王之跡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一本下有"臆"字),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氏而已。"他對揚雄如此稱讚,這看法與韓愈比較相近,與歐陽修則頗相反。
  此外,曾鞏還有《答王深甫論揚雄書》,對於揚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劇秦美新》,都有所辯解,並引王安石的看法,以爲"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而且認爲"世傳其投閣者妄"雲雲。曾鞏對揚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揚雄的政治態度和學術成就,對曾鞏都有影響。

任職情況
  曾鞏離開館閣,又作了十幾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紹興一帶),其後又知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稱曾鞏在這幾州都有政績,主要在"荒政"和"平盜"兩個方面,而後者並非真是政績。曾鞏移徙洪州時,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詩,詩雲:"憶昔江西別子時,我初折腰五鬥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飛光如轉燭。"他這時似乎已有倦於轉徙的感嘆。此後便多次表示爲了養親而不願遠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鞏有《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到福州後又有《福州上執政書》,書中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佈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郡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據此,他請求"或暫還之闕下,或處以閒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書之外,曾鞏還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閒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也是請求朝廷照顧養親的。大概正是因爲他一再申請,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當他離職上路以後,又有詔改知明州。爲此,曾鞏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希望朝廷允許他"暫至京師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願,所以後來移知亳州,又繼續申請。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中說:"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臣之分,實爲迫切。……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況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元豐三年(1080),曾鞏又徙知滄州,有《滄州乞朝見狀》,說:"竊念臣遠離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聖文武,當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願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他望聖慈,許臣朝見。"於是神宗召見了曾鞏。召見之後,他曾請求登對,有《乞登對狀》,說自己被召見時,"不敢率然以對「,可是"退而伏念「,還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當天心「。此後曾鞏便被留在京師,"勾當三班院「。

告老還鄉
  元豐四年(1081),有詔書說:"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於是便"以爲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史稱"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者「,於是曾鞏入朝辭謝說:"此大事,非臣所敢當。"並有《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表示謙讓。
  元豐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書舍人。這時曾鞏又有《辭中書舍人狀》,述說自己"齒髮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選賢能。還有《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表示謙退。但這年九月,曾鞏即遭母喪,因而罷職。
  元豐六年(1083)四月,曾鞏卒於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終年65歲。著作有《元豐類稿》等。

曾鞏的詩文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州縣史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成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佣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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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雲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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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義。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

  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雲。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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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過橫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

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草色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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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

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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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郡蘇軾,餘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餘,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餘。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餘曰:「餘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裏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裏人。」餘聞之,自顧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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