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淵流

　　錢載本姓何，先祖爲貴四何府君，居海鹽之甘泉鄉，明洪武十四年（1381）以養馬不報遷戍，其子何裕交付一錢府君撫養，遂改姓錢，後遷秀水。爲錢載高祖，錢嘉徵曾抗擊魏黨，此事錢載有記：「崇禎初，先公侍御以諸生伏闕劾魏黨，疏雲：『讀聖賢書，傳家惟忠孝二字。』」錢嘉徵後選授松溪知縣，旋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其清廉奉法，不畏權勢，恪守忠孝的品行對錢載有很大影響。到錢載父輩，家道漸落。錢載父爲錢炌。錢載在《誥贈通奉大夫提督山東學政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國子監生錢府君神道碑銘》對其父有所描寫：「府君之久客京師也，不能以有所合於時，歸而復應庚子（1720）省試，乃決意仕進，以安其貧。所居回溪草堂，秋雨塌老屋數間，欣然曰：『隙地數弓可以種吾菊。』平生心慈口直，面折人過而其人事後相見極歡。早起常遍於同居諸從之廚，還曰『舉炊矣』。而府君之有無，一以待於我母夫人。草堂破書數櫃，教其子以瀟灑不羣，倜儻有遠志。嘗曰：『不事家人生產，學者以治生爲急，是二說者，宜何從？吾蓋不得而兼之矣。』」

　　求學生涯

　　康熙五十二年（1713），錢載始至曾叔祖錢綸光家，拜見錢綸光妻陳書，「始見太夫人畫」，陳書「畫尤工，山水、人物、花草皆清迥高秀，力追古作者」。陳書的畫藝給錢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雍正七年（1729）錢載參加鄉試落榜後，始臨摹陳書畫，並自出新意，取得了較高的成就。《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雲：「（錢載）工花木蘭竹，得南樓老人（指陳書）傳，以水墨名家著……餘藏有墨筆玉蘭大幀，簡淡古雅，不假鵰飾。」指出錢載畫法源於陳書，具有「簡淡古雅、不假鵰飾」的特點。陳書尤重錢載，曾命載授其孫錢汝鼎、錢汝誠書。

　　錢載七歲時，從舅朱修永送其至章家學塾讀書，次年轉至彭家學塾，塾師爲曹檟。曹檟通五經，主理學。錢載在曹檟的教育下，很早就接觸了理學。康熙五十七年（1718），載父錢炌自京師歸，親授載學業。錢炌深受陸奎勳、朱彝尊的影響：「大夫學舉業於陸堂陸先生，講經學於竹垞朱先生。」在錢炌言傳身教下，陸奎勳、朱彝尊思想對錢載有所影響。錢炌還經常提及范仲淹置義田以贍族人之事：「康熙戊戌（1718）大夫歸自京師，油燈夜坐，始聞與先夫人願仿文正范公義田贍族，自後常常言之。」錢載此後亦認識到了添置義田的作用：「前此輪直，既歲收，所入三股均分。歲兇則有米者讓無米者。後此其仍擇賢，兩歲一更。先納國租，後分家米。歲豐，即人多難足，亦米少，必均矣。」設義田可「納國租」，亦可助無米者，可謂益國益家。雍正五年（1727）錢載拜師桑調元。桑調元主理學的思想對錢載有較大的影響。

　　雍正三年（1725），錢載與朱沛然、陳向中、祝維誥、王又曾定交。其經常集會，曾合五家詩鈔爲一集曰《南郭新詩》。錢載還與汪孟鋗、汪仲鈖兄弟、萬光泰、朱休度、諸錦、金德瑛等交往，談詩治學，形成詩歌創作上有共同創作傾向的流派——「秀水派」。

　　仕宦生涯

　　雍正十年（1732），錢載娶同郡安橋張氏爲妻。三年後，浙江總督程元章保舉錢載參加來年博學鴻詞科，次年錢載北上京師應試，不中。載爲一介書生，無營生能力，家境日窘，爲減輕家庭負擔，載曾至德清授課。家庭重擔全落在其母朱夫人身上，因勞累成疾，朱夫人卒於乾隆六年（1741），六年後，父喪。父喪百日，載入京師拜見從叔祖錢陳羣，陳羣爲錢綸光子。不久隨陳羣南下至南昌，始識蔣士銓，從此結下深厚友情。乾隆十四年（1749），載同蔣溥隨駕出塞，歸後介福、嵇璜薦載以經學補教習。次年，載考取八旗教習。

　　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載中順天鄉試。八月參加會試，庭對中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年四十五，實屬不易。對此，錢陳羣在《喜聞從孫載南宮捷音即次誠兒韻》有言：「琢成楮葉廿年遲，著論韓公伸紙時（自注：今年欽命題即廿年前載中副車題也，與退之《不二過論》題相類）朵殿爭看和氏璧，瓊筵笑插菊花枝。雲邊獨鳥終先到，澗底寒松受晚知。華國文章從此大，二廳風月屬經師。」對錢載中進士前的境況和錢載的才能做了肯定。總的來說，錢載的仕途生涯是比較順利的。乾隆對其比較優渥。錢載曾多次充鄉試、會試考官，曾奉命祭告陝西、四川嶽瀆及歷代帝王陵。官至禮部侍郎。乾隆四十八年（1783），以原品休致。

　　但是，錢載仕途生涯也時有波折。最著名的一次是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錢載祭告陝西、四川嶽瀆及歷代帝王陵歸來後，奏考堯陵應在平陽，不應在濮州。此論一出，引起軒然大波。「經大學士、九卿議駁」 後，錢載依舊堅持上奏，其在《再陳堯陵摺》中言：「切臣遵旨次第查考堯陵，考得平陽之堯陵屬實，濮州之堯陵屬虛。敬謹具摺覆奏。奉旨：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禮部主稿議駁，覆奏奉旨依議，欽此。臣自應默息，何敢復陳。但臣原奏只辨堯陵之有無，並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然即此一事之議，禮教攸關。臣敬謹再奏……」

　　但錢載的奏摺再一次遭到嚴斥：「錢載本系晚達，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究。」並給出了大量理由駁斥錢載之說。錢載本意只是「辨堯陵之有無，並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正如乾隆所斥那樣，「其事只是考古」，那乾隆何以如此大動幹戈？因爲「乾隆元年，以山東巡撫嶽濬奏，自東平改祀濮州」，如果依錢載言，那麼說明以前乾隆所祭堯陵爲誤，因此錢載此說被斥難免。此爲其一；其二，乾隆從維護統治出發，對於因此事可能引發的危機作了詳細考慮：「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嘵嘵不已，朕必重治其罪。即如明季諸臣，每因遇事紛呶，盈庭聚訟，假公濟私，始則各成門戶，繼且分樹黨援，以致無益於國政，而國事日非，不可不引爲炯戒！」

　　清苦晚年

　　乾隆四十八年（1783），錢載以原品休致。歸田後，錢載生活漸貧，以賣畫爲生，袁枚在《隨園詩話補遺》中有記：「丙辰（1736）召試者二百餘人，今五十五年矣，存者惟錢蘀石閣學，與餘兩人耳。庚戌（1790）五月，相訪嘉禾，則已中風，半身不遂；年八十有三，猶能醰醰清談。家徒壁立，賣畫爲生，官至二品，屢掌文衡，而清貧如此：真古人哉！」但錢載不以貧爲然，寄興山水之間，自得其樂。祭祖立義田，以贍族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卒於鄉，年八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