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家學

　　劉鶚出身官僚家庭，但不喜科場文字。他承襲家學，致力於數學、醫學、水利、音樂、算學等實際學問，並縱覽百家，喜歡收集書畫碑帖、金石甲骨。其《鐵雲藏龜》一書，最早將甲骨卜辭公之於世，「甲骨四堂」中的二堂(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劉鶚的影響。而劉鶚所刊刻研究三代文字的《鐵雲藏龜》等書，更是其拓印、系統研究古文字及其演變過程的代表作。

　　人物生平

　　早年科場不利，轉而行醫和經商。光緒十四年(1888年)至二十一年，先後入河南巡撫吳大澄、山東巡撫張曜幕府，幫辦治黃工程，成績顯著，被保薦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知府任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應外商福公司之聘，任籌採山西礦產經理。後又曾參與擬訂河南礦務機關豫豐公司章程，併爲福公司擘劃開採四川麻哈金礦、浙江衢嚴溫處四府煤鐵礦，成爲外商之買辦與經紀人。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事起，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劉鶚向聯軍處購得太倉儲粟，設平糶局以賑北京飢困。三十四年(1908年)清廷以「私售倉粟」罪把他充軍新疆，次年死於烏魯木齊。

　　社會關係

　　即便如此「謗滿天下」，劉鶚在當時還是有着很大的影響力。在政治上，他依靠父親劉成忠和王文韶，李鴻藻的「年誼」關係，和李鴻章，張曜的同僚關係，以及自己和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季皋），李經邁（少穆），王文韶之子王稚夔，王鈞叔等人的關係，走通蕭王善耆，慶王奕勖的門路，和一時號稱清流的官吏如端方，徐琪，趙子衡，宗室的溥佟，以及梁啓超等維新派人士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社會活動也極其活躍，除了太谷學派同學之外，他和宋伯魯，汪康年，方藥雨，沉藎，狄楚青，大刀王五等人也是至交，先後參加了東文學社，農學會，保國會，救濟會等社會團體。對外方面，因福公司的關係，和英國，意大利商人關係密切。同時，和日本駐華公使也有交往。自己在北方掌握了天津「日日新聞」一張報紙，在南方則和上海的多家報紙均有緊密聯繫，足以左右一些輿論。有着這樣複雜的國內外的背景，劉鶚雖僅有候補知府銜，卻無形中具有一定的社會勢力，因而遭人所忌，被誣流放。

　　治河業績

　　劉鶚的父親劉成忠善於河工算學，熱衷於西方新興的科學技術。劉鶚秉承家學，結合他一八八八年在河南，山東等地治理黃河的實踐經驗，寫有「治河五說「，」三省黃河全圖「，」歷代黃河變遷圖考「，」河工稟稿「。其中，」治河五說「，」三省黃河全圖「和」歷代黃河變遷圖考「，再加上算學著作「弧角三術」，「勾股天元草」，在劉鶚生前即有刊本。這五部著作，使劉鶚的治河業績被統治者初步認可，並因「學術淵源，通曉洋務「被推薦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驗，」以知府用「。

　　愛好擅長

　　早年學醫的劉鶚，在揚州一度懸壺濟世，寫有「溫病條辨歌訣」和「要藥分劑補正」。「老殘遊記」中那個搖串鈴走四方的郎中老殘，就是他自己的寫照。

　　劉鶚精通樂律，是廣陵琴派的傳人，曾爲其琴師張瑞珊先生刊刻了「十一弦館琴譜」，還刻有「抱殘守缺齋手抄琴譜」（現存殘稿），並喜歡收藏古琴。他所藏的唐琴「九霄環佩」，琴面有黃庭堅題記，後來歸入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近世四大名琴之中。在繁忙實業之餘，劉鶚還熱衷於收藏古物碑帖，研究三代文字。他的「抱殘守缺齋珍藏碑帖」，「抱殘守缺齋中頭等碑帖」（殘頁），「抱殘守缺齋書畫碑帖目」，以及近人鮑鼎所輯的「抱殘守缺齋藏器目」，雖非他藏品的全部，也足見其收藏的廣博精深。

　　他早年即與羅振玉結識於淮安，延羅爲西席，之後更是結爲兒女親家。羅振玉和最早接觸甲骨文字的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接觸殷墟甲骨，便是得見劉鶚收藏。受羅振玉影響很大，後與羅結爲姻親的王國維，與劉鶚四子劉大紳友情深厚，同隨羅振玉遊學東瀛。所以可以這麼說，「甲骨四堂''中的二堂，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劉鶚的影響。而劉鶚所刊刻研究三代文字的「鐵雲藏龜」，「鐵雲藏貨」，「鐵雲藏印」和「鐵雲藏陶」 ，更是其拓印，系統研究古文字及其演變過程的代表作。

　　理念主張

　　劉鶚生當封建王朝統治即將徹底滅亡的前夕，一方面反對革命，同時也對清末殘敗的政治局勢感到不安和悲憤。他認爲當時「國之大病，在民失其養。各國以盤剝爲宗，朝廷以□削爲事,民不堪矣。民困則思亂」（給黃葆年的信）。他要求澄清吏治，反對「苛政擾民」，以緩和階級矛盾。在西方文明潮水般湧入的情況下，他開出的「扶衰振敝」的藥方是，借用外國資本興辦實業，築路開礦，使民衆擺脫貧困，國家逐步走向富強。他在給羅振玉的信中說：「晉礦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儲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礦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但在帝國主義對中國加緊侵略步伐並大肆進行經濟掠奪的情況下，劉鶚對外商又多所遷就，其所定之制往往有損於國家主權和人民利益，因此「世俗交謫，目爲漢奸」。

　　學派

　　劉鶚信奉太谷學派，爲太谷學派創始人周太谷弟子李光炘的得意門生之一。他曾在給黃葆年的信中說，「一事不合龍川（李光炘'）之法」，「輒怏怏終夜不寐，改之而後安於心」。又在《老殘遊記》中借璵姑與黃龍子之口宣揚他所承襲和發揮的太谷學派精義，以爲宋儒理學的理、欲之分不近人情；在處世接物上倡導以人情爲根據，做到「發乎情，止乎禮義」。同時認爲儒、釋、道三教殊途同歸，其根本都在「誘人爲善，引人處於大公」。他又在給黃葆年的信中說，該派的「聖功大綱，不外教養兩途」，推黃「以教天下爲己任」，而自承「以養天下爲己任」。太谷學派之精神對劉鶚一生思想、行事及小說創作都有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