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

韓琦(1008—1075年),字稚圭,自號贛叟,漢族,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將,天聖進士。初授將作監丞,歷樞密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與范仲淹共同防禦西夏,名重一時,時稱「韓范」。嘉祐元年(1056),任樞密使;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嗣位,拜右僕射,封魏國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出知相州、大名府等地。熙寧八年卒,年六十八。諡忠獻。《宋史》有傳。著有《安陽集》五十卷。《全宋詞》錄其詞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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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政治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宋仁宗拜韓琦爲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自此,韓琦開始了爲時十年的宰相生涯。韓琦爲相後,首先遇到一個大問題便是立儲。當時,仁宗因連失褒、豫、鄂三王,心情沉重,身體一直不好。至和中又因患病,無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內外憂之。立儲,是封建王朝的重大政治問題,因爲它涉及到國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范鎮、司馬光等人反覆上奏,懇請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儲之事仍未定下。韓琦作爲宰相,對立嗣之事十分關心,他趁朝中事態緩和仁宗心平氣靜之際,建議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但仁宗當時仍期待後宮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後來,有一天,韓琦手拿《漢書·孔光傳》對仁宗說:「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太祖爲太子。太祖爲天下慮、福流至今,」「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在韓琦的極力勸說下,仁宗終於下定決心,於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下詔正式立堂兄濮王趙允讓子宗實爲皇太子,賜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韓琦宣讀遺制,趙曙繼位,是爲宋英宗。英宗的確立,韓琦贊輔應推首功。但韓琦從不在別人面前誇耀此事,不把功勞記在自己身上。

  英宗繼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後垂簾聽政。因英宗非仁宗親生,即位後又想有所作爲,而曹太後思想較爲保守,加之個別內侍從中挑撥,致使兩宮生隙。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很可能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危機。韓琦作爲宰相,爲緩解兩宮矛盾,解決政治危機,費盡了心力。他一面勸說太後,一面安慰英宗並以舜帝之孝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凱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政恐陛下事太後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英宗聽後,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說太後,兩宮關係漸趨和好。不久,曹太後撤簾還政,北宋最高統治集團之間的一場政治危機被妥善化解。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韓琦作爲宰相,又有考慮立儲之事。他向英宗勸道:「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英宗同意,立穎王趙頊爲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趙頊繼位,是爲宋神宗。神宗繼位之後不久,韓琦辭相。

  吏治上,韓琦針對當時「三司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途爲說,而不修職事」的情況,大膽改革,「乃擇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 力求改變那種只求作官,不修職事的狀況,提高行政效率。

  韓琦在朝期間,還非常重視選拔和愛護人才,他認爲大臣的進退,「實系天下利害,」勸宋英宗應「以此爲先」。他曾提拔和舉薦過許多賢良俊士,如蘇洵、歐陽修和蘇軾等,都曾得到韓琦的賞識和重用。

經濟
  韓琦改革役法,罷除「裏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負責官物的押運和供應,如糧食官物,須以家產賠償。這樣,承役者往往破產。衙前名目繁多,由裏正充役的稱「裏正衙前」,由鄉戶輪戶的稱「鄉戶前」,韓琦在幷州,瞭解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裏正,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單丁」,造成「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的局面。

  從慶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韓琦在地方任職11年,深受當地百姓擁護。皇祐五年(1053年),當韓琦離定州去幷州時,「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韓琦無奈,隻身繞道而走,定人得知後,奔相擁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軍事
  軍事上,韓琦主張「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御之地,事當一體」,建議在這一地區「籍民爲兵」,以爲義勇,凡主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於手背刺字,農閒教習武藝,戰時防守城寨,結果僅秦州(今甘肅天水)就得義勇156873人,其它如隴、儀、渭、涇、原、分、寧、環、鄜、延等州義勇亦不少。徵集義勇,既加強了邊防軍事力量,又可減輕冗兵之費效果很好。

  韓琦還發展邊防經濟,維護邊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縣)與契丹接壤,自北宋初年開始,爲防禦契丹南侵,北宋政府就發佈「斬伐令」,規定這裏的山林不許砍伐,土地不許耕種。韓琦到定州後,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當時並近裏淺山耕種之地概行禁止,致邊民劇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嘗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敵尚五、六十裏,亦可廣爲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令所禁者任採伐之。」朝廷聽從了韓琦的建議,廢除了「斬伐令」,定州邊民莫不感到方便。爲了加強邊境安全,韓琦又令「自今契丹過界劫掠居民,聽邊吏以時掩殺」。這樣,提高了邊民防敵積極性,有效地維護了這一地區的邊疆秩序。再次,韓琦整頓定州駐軍,關心羣衆疾苦。長期以來,由於疏於管理,定州(今河北定縣)駐軍驕蠻難御。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皇祐年間,「明鎬引諸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賚,出怨語,幾欲噪城下。」韓琦到定州後,感到問題嚴重,他下決心要對定州駐軍加強整頓,以強化軍紀,維持邊境安全。對士卒犯令者,韓琦「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民教者,斬首軍門外」。對作戰犧牲的士卒「博賞其家,撫其孤兒,使繼衣廩。」因賞罰分明,恩威並用,使定州駐軍軍紀大變,面目一新。其後,韓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爲可用,冠河朔。」後來,即便是京師龍猛卒到定州駐防,被韓琦整頓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朝廷改判韓琦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經略陝西。韓琦義不辭難,承命即行。當時,朝中一些大臣認爲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而韓琦認爲「綏州地形險要,已興師得之矣,安可復棄,示弱於賊?」韓琦到達陝西後,積極調整戰略部署,在邊境張貼布告,招募橫山之人蔘軍,對西蕃曉以利害,通過一系列防備,邊境得到安寧,綏州也得以固守。

  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韓琦復判相州,在與遼的關係上,韓琦主張雙方應維持和好,保持邊境安定。韓琦在給宋神宗的上疏中寫道:保持「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鬥之事」,不要輕率譭棄「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約,兩絕嫌疑。」當然,韓琦主張宋遼和好,並不是讓北宋向遼退讓,而是一種鬥爭策略,正如他在慶曆年間所說:「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趁和平之機,「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庚,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待自己實力發展起來,遼若違約,「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敵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韓琦一生,始終關注北宋邊防安全,無論是在陝西抵禦西夏,或是在定州、幷州、揚州、大名等地,他都把邊防安全放在首位,爲北宋的邊防事業和邊疆人民的安全傾注了畢生精力。他不僅在北宋,而且在遼和西夏都有很高聲望。「韓魏公元勳舊德,夷夏具瞻」,以致於「熙寧中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爲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於國,必問侍中安否。」至於西夏,由於韓琦參加了慶曆年間的宋夏戰爭,使得「西賊聞之心骨寒。」

文化

藏書之家
  史料記載,韓琦家聚書萬餘卷,皆經其點校,丹黃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陽故裏築「萬籍堂」藏書樓,與歐陽修「六一堂」、司馬光「讀書堂」均爲大臣中藏書最多者之一。子韓忠彥、孫輩韓侂冑均能藏書。著有《安陽集》、《二府忠議》、《家傳集》等。

詩文成就
  韓琦著作有《二府忠論》5卷、《諫垣存稿》3卷、《陝西奏議》50卷、《河北奏議》30卷、《雜奏議》30卷、《安陽集》50卷等。一生寫了大量詩文,大多收入《安陽集》行世。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韓琦於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世宦之家。據韓琦墓誌記載他祖籍爲河北贊皇縣。據《泉州府志·人物誌·官宦卷》記載:「韓琦出生於泉州北樓生韓處(現爲泉州文管會立碑保護),宋景德年間,其父韓國華任泉州知府時與婢女連理生下韓琦。後隨父韓國華遷相州,遂爲安陽(今屬河南)人。父韓國華累官至右諫議大夫。韓琦三歲時父母去世,由諸兄扶養,「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

嶄露頭角
  天聖五年(1027年),韓琦在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屬山東)。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遷開封府推官。

  景祐二年(1035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拜右司諫。

  韓琦在擔任諫官的三年時間內,敢於犯顏直諫,諍言讜議,「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七十餘疏」,尤其以寶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爲知名。當時災異頻繁發生,流民大批出現,而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罕所建明」。韓琦連疏四人庸碌無能,痛陳宋朝八十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結果四人同日罷職,即所謂「片紙落去四宰執」,韓琦一時名聞京華。

  他還嚴厲抨擊當時「貨賂公行」、「因緣請託」的社會風氣和「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的官場腐敗作風,建議宋仁宗先從朝廷內部「減省浮費」、「無名者一切罷之」。名相王曾稱讚他說:「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寶元二年(1039),四川旱災嚴重,饑民大增,韓琦被任命爲益、利兩路體量安撫使。他到四川後,首先減免賦稅,「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然後將當地官府常平倉中的糧食全部發放給貧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設稠粥,救活饑民多達190萬人,蜀民無不感激地說:「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出兵西夏
  自從原來臣服宋朝的西夏國主李元昊稱帝,公開與宋朝對抗以來,與夏鄰界的陝西形勢就非常吃緊。韓琦從四川剛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詳細剖析了陝西邊備形勢,隨即被任命爲陝西安撫使。到了陝西,他看到苛捐雜稅很重,百姓非常窮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大舉圍攻延州(今陝西延安),守將劉平、石元孫在三川口(今陝西安塞東)兵敗被俘,鎮守延州的范雍降職他調,韓琦大膽推薦被誣爲「薦引朋黨」而被貶越州(今浙江紹興)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說:「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五月,韓琦與范仲淹一同被任命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充當安撫使夏竦的副手。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對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見分歧。韓琦持強硬立場,力主攻策,與夏軍決戰,認爲拖延時日,財政日絀,難以支撐,況且「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並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則力主守議,反對貿然進攻,主張持久防禦,在加強軍備的前提下,乘便擊討,不贊成深入敵境的進攻戰。

  夏竦難以定奪,即派韓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進呈朝廷,請仁宗自己決定。仁宗幻想一舉解決問題,於是決定採用韓琦攻策,並下詔鄜延、涇原兩路會師,定期於慶曆元年(1041年)正月進攻,後從范仲淹請求改爲春暖出師。

兵敗遭貶
  慶曆元年(1041年)春,元昊在伺機攻宋前,向宋軍詐和,被韓琦識破。他對部下說:「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令諸將嚴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萬大軍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直逼懷遠城(今寧夏固原西)。韓琦聞訊,急派大將任福領兵18000人,以桑懌爲先鋒,前往抵禦,進行阻擊。行前,韓琦向任福面授機宜,命令他們繞到夏軍背後,可戰則戰,不可戰則據險設伏,截其歸路,並再三叮囑:「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

  任福在張家堡南打了個小勝仗,於是貪功輕進。夏軍佯敗退走,沿途遺棄不少物資,宋軍不知是計,輕裝猛追至渭州北邊之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當時,夏軍在好水川裏邊放了幾個木盒子,宋軍只聽盒子裏有鳥叫聲,不敢輕動。任福到時,命令打開,只見100多隻鴿子飛躍而出,盤旋在宋軍上空。這正是西夏軍隊發出的合擊信號。宋軍正在驚疑之時,夏軍已從四面合圍。宋軍雖英勇戰鬥,怎奈人馬三日乏食,疲憊不堪,宋軍大敗,6000餘人陣亡,任福等將校軍官數百人亦死於難。韓琦立即下令退軍,在半路中,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泣於馬首前,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說:「汝昔從招討出徵,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當時哀慟之聲震天地,韓琦掩泣駐馬,不能行進。

  好水川之戰,乃是李元昊用陝西落第舉子張元之計,大敗韓琦,張元乃作詩一首投擲宋境,諷刺道:「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宋軍兵敗好水川,雖不是韓琦親自指揮,但貿然出兵,用人不當,也難辭其咎。

  戰後宋廷追究敗軍之責,撤去了夏竦的職務,韓琦、范仲淹也被調職他用。韓琦降爲右司諫、知秦州,范仲淹降爲戶部員外郎、知耀州(今陝西耀縣)。十月,宋廷分陝西爲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並各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二年四月,韓琦受任秦州觀察使。

  閏九月,宋軍又大敗於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大將葛懷敏戰死,主持涇原路軍務的王沿被降職他調。十一月,朝廷採納了范仲淹的建議,韓、范二人屯駐涇州(今甘肅涇川),共守西陲。

  自好水川敗後,韓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聲援。由於兩人守邊疆時間最長,又名重一時,人心歸服,朝廷倚爲長城,故天下人稱爲「韓、范」。邊塞上傳誦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

慶曆新政
  西夏在戰爭中雖多次獲勝,但損失也很大,人心厭戰,民怨沸騰,於是宋夏開始轉入曠日持久的「慶曆議和」。在邊界形勢稍趨緩和的情況下,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韓琦、范仲淹奉調回京,同任樞密副使(樞密使爲杜衍)。當時國子監直講石介聽說韓、范二人來朝中供職,特意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其中稱讚韓琦道:「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宋夏轉入和議後,韓琦、范仲淹等入朝爲執政大臣。一時名士雲集,士大夫交口稱譽,仁宗也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爲,因而特別禮遇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並催促他們儘快拿出救世方案。當時元昊以契丹爲後援,在宋夏和議中態度強硬,向宋朝要挾「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爲吾祖,鉅細凡十一事」。

  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大多厭戰,「將一切從之」,韓琦堅決反對。此年七月,他上《論備禦七事奏》,認爲當務之急爲:「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面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以整頓吏治,選拔人才爲主要內容的改革措施,與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項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時弊。這次由范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積極推行各項新政措施。是年,陝南大旱,饑民紛紛加入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仁宗命韓琦宣撫陝西。韓琦調集西北善於山地作戰的官軍,迅速鎮壓了起義,同時鑑於災情嚴重,還採取了一些果斷措施:選派官吏分赴各州縣,發放官糧賑濟饑民;蠲免各種苛雜的賦役;考察官吏,賢能的提升,庸陋的罷免;將軍隊中老弱不堪徵戰者淘汰一萬餘人,以減少用度。

  慶曆四年(1044年)春,韓琦宣撫陝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陳西北邊防攻守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大計」。

  慶曆新政的實施,遭到了一些守舊派官僚的激烈反對。他們誣告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專權。尤其是夏竦施展詭計,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於同年六月以防秋爲名,宣撫陝西、河東。八月,富弼宣撫河北。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執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貶職出朝。韓琦爲人爽直,對於軍政大事,向來是「必盡言」,他雖爲樞密副使,主管軍事,但事關中書的事,他也要「指陳其實」,有的同僚不高興,仁宗卻瞭解他,說「韓琦性直」。對於范仲淹、富弼的貶謫,韓琦挺身而出,據理辨析,但沒有結果。三月,韓琦也因陳述十三條理由,支持尹洙反對修建水洛城(今甘肅莊浪)而被貶出朝,罷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至此,主持慶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暫的「新政」以失敗告終。

治軍有方
  韓琦在地方官任上,治軍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慶曆七年(1047年)五月,韓琦爲京西路安撫使,自揚州徙知鄆州(今山東東平)。十二月,韓琦徙知成德軍(今河北正定)。

  慶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爲武將鎮守,士兵驕橫,軍紀鬆弛,韓琦到任後首先大力整頓軍隊,採取恩威並行辦法,對那些品行惡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誅殺,而對以死攻戰的則予以重賞,後來他又研究唐朝名將李靖兵法,仿作方圓銳三陣法,命令將士日月操練,結果定州軍「精勁冠河朔」。

三朝賢相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徙知幷州(今山西太原)。當時在河東路擔任走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爲人貪恣,仗勢不法。韓琦上奏,請朝廷將其召回,如不調走,必依法嚴懲。仁宗只好令廖回京,並行之以鞭刑。幷州所轄地區與契丹接壤,鄰邊的天池廟(今山西寧武西南)、陽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陽武村)等地,被契丹冒佔,韓琦派人與契丹頭領據理交涉,收回了這些地方,並立石爲界。

  宋初大將潘美鎮守河東時,爲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邊百姓遷徙內地,致使邊塞大片耕地荒廢不耕。慶曆四年(1044年)歐陽修奉使河東時,就曾建議解除代州(今山西代縣)、寧化軍(今山西寧武西南寧化堡)、岢嵐軍(今山西岢嵐)、火山軍(今山西河曲南)沿邊之地禁耕令,以增產糧食,供應邊防軍需,卻爲軍帥明鎬所阻。至和二年(1055年)春,韓琦再次建議,才得以實行,開墾田地9600頃。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韓琦以疾自請改知相州(今安陽市)。在家鄉,他建造晝錦堂於州署後園。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韓琦被召還爲三司使。八月,拜樞密使。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韓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嘉祐六年(1061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韓琦就職朝廷樞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仁宗的建嗣問題。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未定,而從至和三年(1056年)開始,仁宗就時常犯病,一時人心恐慌,議論紛紛。大臣們接連上疏,極力勸說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當中尤以包拯、范鎮言辭懇切,但仁宗並不放在心上。

  嘉祐二年(1057),蘇轍進士及第,不久就給樞密使韓琦寫信,希望得到他的提攜,這封信也就是後來著名的《上樞密韓太尉書》。

  嘉祐三年(1058年),出任宰相。

  嘉祐六年(1061年),韓琦再提建儲之事,認爲「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並與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再三苦勸,仁宗終於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宗實(賜名趙曙)爲皇太子。

  嘉祐七年(1062年)九月,韓琦封儀國公。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死。趙曙即帝位,是爲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慈聖太後曹氏垂簾聽政。皇太後思想守舊,一些宦官不斷向太後說英宗壞話,致使兩宮嫌隙萌生,關係頗爲緊張。爲了調解兩宮矛盾,韓琦和歐陽修費了不少精力。韓琦、歐陽修進見太後,太後嗚咽流淚,訴說自己的委屈,並說:「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韓琦說:「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歐陽修也一道委婉勸說。見到英宗,英宗則又對韓琦說:「太後待我無恩。」韓琦勸慰道:「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從此以後,兩宮關係漸漸緩和。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病癒,在韓琦的勸說催促下,皇太後撤簾,降手書還政。閏五月,韓琦進右僕射,封魏國公。

  韓琦身爲宰相,卻始終以邊事爲念,他曾多次就邊防問題向英宗陳說方略,建議在河北、河東、陝西等路「籍民爲兵」,以爲「義勇」,三丁選一,於手背刺字,農閒練兵,戰時防禦,既可增強軍事力量,也能減少冗兵軍費。

  治平三年(1066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問題表面化。韓琦進言說:「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英宗點頭同意,於是確立潁王趙頊爲皇太子。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死,趙頊即位,是爲宋神宗。韓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彈劾韓琦,說他自嘉祐以來,專執國柄,君弱臣強,且「不赴文德殿押班」,專權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誣告,罷了他的官職,但韓琦仍堅決辭職。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爲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辭退所授兩鎮,後改爲淮南節度使。正在這時,宋守邊大將種諤擅自對西夏發起突襲,一舉攻佔綏州(今陝西綏德),邊界氣氛驟然緊張,朝廷憂慮。韓琦在尚未赴任的情況下,又奉旨改判永興軍(今西安),經略陝西。朝中一些大臣認爲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韓琦堅決反對。一個月後,西夏國主李諒詐去世,戰事暫告平息。

  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韓琦復判相州。在相州任上還未滿三個月,河北地震,黃河決口,大批災民流離失所。神宗賜手詔給韓琦,讓他遷判重災區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並被準許便宜從事。大名之任長達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他堅決抵制。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爲參知政事,開始進行變法。九月,頒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韓琦上疏反對青苗法,認爲青苗法不論貧富,一律按戶等配借青苗錢,上三等戶及坊郭大戶本是兼併之家,也可貸給青苗錢,這種做法根本不能「抑兼併、濟困乏」。神宗看了韓琦的奏疏,一度動搖了變法決心。他對執政大臣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王安石將韓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條例司」,逐條批駁,公佈於天下。後來韓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後,韓琦還對「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對意見。針對遼朝利用宋朝與西夏戰爭和國內危機時要求割讓領土,韓琦也表示應該拒絕遼朝的無理要求,獻策加強防範,增強對遼朝的軍事準備,用武力抗擊侵略,洗雪舊恥。「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且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

  熙寧六年(1073年)二月,韓琦還判相州,第三次爲官家鄉,終於實現了「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的願望。

  熙寧八年(1075年)六月,韓琦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68歲。神宗御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追贈尚書令,諡號「忠獻」,配享英宗廟庭。

評價

  韓琦爲相十載,上定國策,下撫百姓,勤勤懇懇,盡職盡責,正如他本人所說: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轟不爲哉!

  在韓琦爲相的十年中,既沒有其前慶曆新政那樣急風暴雨改新,又沒有其後王安石變法那樣轟轟烈烈的變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圍下,韓琦的思想顯得有些保守,未實行大的改革舉措,也未能徹底扭轉北宋的境況,他守成多於創業。但這些與北宋當時的具體環境有關,穩定政局是韓琦面臨的主要問題。在韓琦的主持下,北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這爲後來王安石變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基礎。所以,當時就有人說:公自爲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製作全補天下事。也正如《韓魏公集》序言中所說:公曆事三朝,輔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感慕其名。這是後人對他的評價,也是對韓琦本人的真實寫照。

韓琦的詩文

池館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會重陽。

雖慚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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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起懨懨、畫堂花謝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胭脂淚。

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回睇。人遠波空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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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雨朝來已厭多,蛙鳴猶更幸滂沱。雖然快爾狂跳志,爭奈良田有害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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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氣初升力尚微,雪花來促故陰歸。潤滋柔荔乘時出,暖逐輕灰應律飛。

彤筆喜豐書瑞諜,土圭收影侍靈暉。踐長班集應同賀,劍佩光寒拱殿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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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厭繁機少適懷,欣逢重九啓賓罍。招賢敢並翹材館,樂事難追戲馬臺。

蘚布亂錢乘雨出,雁排新陣拂雲來。何年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隨月令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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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開統發新陽,盈尺稀逢雪載滂。不必宮聲符善歲,卻應和氣得嘉祥。

同雲幾刻藏春色,利澤經時洽衆芳。遙想九天排曉仗,六花吹入萬年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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